帕洛阿尔托—去年秋天，英国发布了一份在一流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指导下出台的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政府报告即《斯特恩气候变化经济评价》。这份报告呼吁人们采取行动，它认为未来我们将为全球变暖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可以通过今天逐步付出的相对较低的代价得以避免。
对《斯特恩报告》持批评态度的人并不认为采取认真的行动以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合理的，因为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到底将带来怎样的代价还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何况这些代价还是将在遥远的将来才会发生的。不过，我认为斯特恩的基本结论是正确的：即我们实质性地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肯定比因为没有采取行动而冒由此带来的后果的风险要好得多，即便对于一个与斯特恩意见相左、大大低估不确定性和未来影响的人也是如此。
有两种因素使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区别于其他环境问题。首先，尽管大多数环境对人体的各种伤害，比如，水质污染、酸雨或二氧化硫排放，在污染源被清除后立即或在很短的时间得以缓解，但是二氧化碳和其他痕量气体将会在大气层里停留几个世纪。所以今天减少排放对于遥远未来的人类是极具价值的。
其次，它所带来的外部影响是真正全球范围的，因为温室气体可以在几天内就传播到整个世界。其结果是，国家和它们的属地，这些将外部影响国际化的典型所在地，在修复能力上却极其有限。（不过，因为美国占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5%，所以它的政策可以带来很大的不同。）
因此，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突出的共同利益（坏事物）。成本效益分析是决定通过减排政策改变这种状况是否应该得到许可的一个主要工具。首先，必须假定个体倾向于避免风险。就是说，一个不确定的结果价值要比平均结果低。因为如果不执行减排政策可能会给全球变暖带来怎样的结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尽管肯定会很糟糕，这种不确定的损失其价值应该被认为等同于比预期的损失要高的单一损失。
第二个关键的方面是人们应该看待未来的结果与当前的人的关系，这个问题在哲学家以及经济学家都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未来的影响，尤其是未来消费的损失，应该以多大的比率折扣到今天的影响呢？
消费贴现率应该把随着消费的增长，边际单位消费的社会价值也许会被认为越来越小的可能性考虑在内。这类似于关于私人消费边际效应递减的观点，并且相对来说对此没有多大争议，尽管研究者们在它的规模上存在不同观点。
因为它是未来，所以人们对未来应该打多大折扣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即便我们的后代境况不会比我们好。尽管《斯特恩报告》遵循了英国经济学家和许多哲学家反对对纯粹的未来进行打折的传统，但是很显然大多数经济学家更偏爱纯粹的时间。
不过，进行干涉以便把二氧化碳水平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比如，把它稳定在万分之五点五的水平）有足够强的论据支持，根本不需要牵涉到这种争论。看一下《斯特恩报告》中对于防止温室气体浓度超过万分之五点五所带来的未来利益以及完成这一目标所需要花费的代价的那些数据就很清楚了。
利益是被避免的损害，包括市场损害以及导致对健康和生态影响的非市场损害。如果我们执行“一切照常”的政策，那么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损失预计为13.8%，但是因为存在的不确定性，使得预计的损失大概为20%。因为经济的年基本增长率（未计算气候变化影响）被设定为1.3%，那么2020年损失20%相当于把年增长率降到1.2%。换句话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利益可以被表述为将现在到2020年的年增长率从1.2%提高到1.3%。
至于稳定大气层中二氧化碳水平的代价，根据《斯特恩报告》的预计，在国民生产总值3.5%到-3.9%的范围内（因为节约能源减少了能源成本，后一预计数字并不像它看起来那么惊人）。让我们假定防止二氧化碳（及其等同物）的额外累计的代价永远为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那么，根据大量的经验证据，可归因于下降的边际单位消费的贴现率的成份相当于消费增长率的两倍。
直接的计算显示减排比执行照常的政策要好，就是说，利益的当前价值超过了代价的当前价值——对于任何低于8.5%的社会时间偏好率而言。但是，还没有出现预计社会时间偏好率会接近8.5%的情况，即便对于那些认为对未来应该打相对很大的折扣的人而言也是如此。
这些计算表明，即便打上很高的折扣，《斯特恩报告》对于未来利益和代价的预计数字显示减排在经济上是有益的。这些计算是基于该报告预计利益的时间表以及它对年成本的预计数字进行的，对此尚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是，我依然认为对于旨在防止未来二氧化碳排放进一步大幅增加的政策的重要性的争议很少是严肃的。
帕洛阿尔托—去年秋天，英国发布了一份在一流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指导下出台的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政府报告即《斯特恩气候变化经济评价》。这份报告呼吁人们采取行动，它认为未来我们将为全球变暖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可以通过今天逐步付出的相对较低的代价得以避免。
对《斯特恩报告》持批评态度的人并不认为采取认真的行动以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合理的，因为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到底将带来怎样的代价还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何况这些代价还是将在遥远的将来才会发生的。不过，我认为斯特恩的基本结论是正确的：即我们实质性地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肯定比因为没有采取行动而冒由此带来的后果的风险要好得多，即便对于一个与斯特恩意见相左、大大低估不确定性和未来影响的人也是如此。
有两种因素使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区别于其他环境问题。首先，尽管大多数环境对人体的各种伤害，比如，水质污染、酸雨或二氧化硫排放，在污染源被清除后立即或在很短的时间得以缓解，但是二氧化碳和其他痕量气体将会在大气层里停留几个世纪。所以今天减少排放对于遥远未来的人类是极具价值的。
其次，它所带来的外部影响是真正全球范围的，因为温室气体可以在几天内就传播到整个世界。其结果是，国家和它们的属地，这些将外部影响国际化的典型所在地，在修复能力上却极其有限。（不过，因为美国占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5%，所以它的政策可以带来很大的不同。）
因此，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突出的共同利益（坏事物）。成本效益分析是决定通过减排政策改变这种状况是否应该得到许可的一个主要工具。首先，必须假定个体倾向于避免风险。就是说，一个不确定的结果价值要比平均结果低。因为如果不执行减排政策可能会给全球变暖带来怎样的结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尽管肯定会很糟糕，这种不确定的损失其价值应该被认为等同于比预期的损失要高的单一损失。
第二个关键的方面是人们应该看待未来的结果与当前的人的关系，这个问题在哲学家以及经济学家都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未来的影响，尤其是未来消费的损失，应该以多大的比率折扣到今天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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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贴现率应该把随着消费的增长，边际单位消费的社会价值也许会被认为越来越小的可能性考虑在内。这类似于关于私人消费边际效应递减的观点，并且相对来说对此没有多大争议，尽管研究者们在它的规模上存在不同观点。
因为它是未来，所以人们对未来应该打多大折扣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即便我们的后代境况不会比我们好。尽管《斯特恩报告》遵循了英国经济学家和许多哲学家反对对纯粹的未来进行打折的传统，但是很显然大多数经济学家更偏爱纯粹的时间。
不过，进行干涉以便把二氧化碳水平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比如，把它稳定在万分之五点五的水平）有足够强的论据支持，根本不需要牵涉到这种争论。看一下《斯特恩报告》中对于防止温室气体浓度超过万分之五点五所带来的未来利益以及完成这一目标所需要花费的代价的那些数据就很清楚了。
利益是被避免的损害，包括市场损害以及导致对健康和生态影响的非市场损害。如果我们执行“一切照常”的政策，那么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损失预计为13.8%，但是因为存在的不确定性，使得预计的损失大概为20%。因为经济的年基本增长率（未计算气候变化影响）被设定为1.3%，那么2020年损失20%相当于把年增长率降到1.2%。换句话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利益可以被表述为将现在到2020年的年增长率从1.2%提高到1.3%。
至于稳定大气层中二氧化碳水平的代价，根据《斯特恩报告》的预计，在国民生产总值3.5%到-3.9%的范围内（因为节约能源减少了能源成本，后一预计数字并不像它看起来那么惊人）。让我们假定防止二氧化碳（及其等同物）的额外累计的代价永远为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那么，根据大量的经验证据，可归因于下降的边际单位消费的贴现率的成份相当于消费增长率的两倍。
直接的计算显示减排比执行照常的政策要好，就是说，利益的当前价值超过了代价的当前价值——对于任何低于8.5%的社会时间偏好率而言。但是，还没有出现预计社会时间偏好率会接近8.5%的情况，即便对于那些认为对未来应该打相对很大的折扣的人而言也是如此。
这些计算表明，即便打上很高的折扣，《斯特恩报告》对于未来利益和代价的预计数字显示减排在经济上是有益的。这些计算是基于该报告预计利益的时间表以及它对年成本的预计数字进行的，对此尚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是，我依然认为对于旨在防止未来二氧化碳排放进一步大幅增加的政策的重要性的争议很少是严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