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抗击疫情的紧迫感去应对气候变化

发自都柏林/开普敦—近几周来，全球都在加急应对迅速发展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各国政府和央行都已果断采取行动缓解疫情的影响，而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公共卫生专家正在通过复杂的追踪工具共享各类重要数据，同时从病毒感染中康复过来的大量患者则证明了目前为止这些应对措施的有效性。

但除了前所未有且扑面而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威胁外，世界还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气候和环境紧急状况，为此政府和企业如今必须开始以抵抗疫情的决心和紧迫感来应对后者。

以每年估计导致全球700万人丧生的空气污染为例。与新型冠状病毒不同，这种威胁并非新近出现，存在多种来源，并且与我们如何为房屋供暖/照明，出行以及处理废弃物的方式密切相关，而这些日常生活习惯早已植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体系中。因此应对如此复杂的挑战需要多方面采取行动以减少更多民众过早死亡的风险。

事实上，尽管新型冠状病毒的应对措施展现出了开放、协作的科学精神以及迅速行动在抵御新兴威胁方面的力量，但它也突显了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这些问题限制了我们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等挑战的能力。特别是世界已经意识到这场疫病大流行——以及为遏制其所采取的严厉措施——可能导致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经济衰退。

而这种风险的系统性本质也有助于解释我们的气候行动为何至今都不够充分。科学结论已经非常明确了：如果世界想要防止灾难性的全球变暖，那么到2030年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比2010年减少约45％，并在本世纪中叶之前达到净零排放。但尽管对政府在这一领域采取果断行动的需要前所未有地迫切，然而迄今为止政治领导人们却一直无法应对这一挑战。

实际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在去年12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5次缔约大会（COP25）上那句“我们正在蓄意破坏自身赖以生存的唯一生命支持系统”的警告可能是联合国领导人有史以来最令人警醒的发言了。就目前情况而言，为了在2050年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C，各国的国家自主贡献减排额必须相当于2015年《巴黎协定》承诺额度的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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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承诺实现碳中和，但这类企业占企业总量的份额仍需大大提升。太多的跨国企业和投资者抵制采取气候友好型政策并向政府施加了沉重压力，导致政府反过来又不愿采取大胆却可能不受欢迎的必要步骤。但实际上占据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很大部分分额的只有那么一小撮化石燃料企业。通过对碳制定一个真实价格，各国政府可以在可控的情况下逐步摆脱化石燃料依赖。

数字平台也可以在此发挥作用。既然Google和Facebook已经删除了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虚假信息以及尝试从中获利的各类广告，它们也应当考虑限制散布气候变化虚假信息的个人或者危害气候企业的可见性。

今年是全球气候行动的关键一年，这不仅由于它恰好处于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基准设立与2030年大幅减排限期之间的中段，还因为今年也是环境谈判的丰收年，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出台（原定10月的会议现已因疫情延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大会（COP26）也计划于11月在格拉斯哥举行。随着各国将自身气候变化承诺提交审查，COP26将是告诉我们全球气候灾难能否避免的决定性时刻。

任何全球性气候行动都必须首先考虑我们这个人类共同体，还有对每个人都公正公平的解决方案的需求。由于受气候变化影响最重的都是那些对该变化负有最小责任的国家，因此那些责任最大的国家（富裕和发达国家）必须带头减少排放。

在许多方面过去这12个月都令人鼓舞，各方对气候变化实施了大量开创性的应对措施，也出现了许多行为转变的迹象，比如新的减少乘坐飞机趋势。在格雷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不屈不饶的鼓动下，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学童挺身而出抗议气候不作为，而基层的气候动员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但是不利于某些群体的气候政策可能招致强烈反对，例如针对法国计划提高燃油税而爆发的“黄马甲”抗议活动，而这种动荡也凸显了将社会正义置于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应对措施核心位置的必要性。

2020年，世界正处在一个社会转折点。科学家和公民社会必须共同提高自己的呼声并尽一切努力确保我们站在正确的一侧。年轻一代已经在敦促政治领导人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而正如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应对措施那样，科学界随时准备与政府和企业并肩合作，引导人类走上气候可持续发展之路，同时负责任地去权衡发展中的利弊。

当前这场病毒威胁表明政府其实可以在危机中迅速果断地行动，而民众也已经准备好为全人类利益改变自身行为，对此世界必须立即采取相同的紧急手段去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存续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