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的重生

发自科伦坡——在与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战争于2009年终结后，斯里兰卡所取得的进步获得了外界实至名归的好评。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6.7%，在教育和卫生方面的统计数字也令人刮目相看。

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种种挑战，但这却是一个遭受了30年惨烈内战的国家。虽然政府事务总有轻重缓急；而实现成功则需要一个综合性的手段。

一般来说，爆发泰米尔猛虎组织这类冲突都是源自于社会和经济上的不满情绪，比如实际存在或感觉到的歧视，以及政府在充分解决财富和收入差距方面的无能。因此斯里兰卡（或是可能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达成和平协议的哥伦比亚）需要的可不仅仅是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现在需要的是将泰米尔人这个斯里兰卡的贫苦少数族裔全面整合入该国的经济生活之中。

市场自身并不会解决这一问题。斯里兰卡将需要一系列平衡的平权行动方案，以解决各个方面的经济不平等以及调和泰米尔人内部的不平等。不应该去扶助那些本已富有的泰米尔人，却把剩下那些贫穷的低种姓泰米尔人丢在一边。

北部泰米尔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将需要在基础设施，教育，科技以及其他许多方面投入大量公共投资。事实上整个国家都急需这类投资。但该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1.6％，只相当于巴西的1/3。

跟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斯里兰卡享受了商品价格高涨的成果（茶叶和橡胶占其出口额的22％），也本该利用这波繁荣来实现出口门类的多样化；但马欣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领导的上届政府却并未这样做。随着出口产品价格的下降以及旅游业受全球经济衰退影响，一场国际收支平衡危机正在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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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认为斯里兰卡应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会勒紧裤带过日子。而这将是非常不受欢迎的。很多国家已经在基金组织的方案下丧失了自身的经济主权。此外，前者几乎肯定会告诉斯里兰卡官员说问题并不是他们支出太多，而是征税太少了。

幸运的是，当局可以征收众多税项以提高效率，增长和公平。斯里兰卡有充足的阳光和风力；碳税将提供可观的收入，增加总需求，推动该国向绿色经济迈进并改善国际收支的平衡。累进制的物业税将鼓励更多的资源进行生产性投资，同时减少不平等现象，并再次大幅提高政府收入。其中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奢侈品征税也能实现类似的目标。

一些斯里兰卡人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尽管在商业环境显着改善）的资金流入不足，并因此主张降低企业税。但这类税收优惠并不利于斯里兰卡所需的长期投资;一旦实施将会毫无必要地削弱本已脆弱的税基。

同样，另一个经常被提到的战略则是公私伙伴关系，但这可能也不会像标榜的那样有益。这种伙伴关系往往导致政府承担了风险，而利润却被私营部门分走了。通常情况下，通过这种方式所获得的资金其实有着非常高的隐性成本。虽然私营部门能够（而且经常）违背其合同义务（通过破产）——或用违约的威胁来要求重新谈判——政府却不能这样做，尤其是在签订了当国际投资协议的情况下。

21世纪的发展战略应当有所不同。这些战略应该构建于学习之上——学习如何生产，如何出口，并学会学习。跨越式发展也是可行的：在斯里兰卡的情况下，（除直接就业外）从如服装等某些低技术制造阶段所获得的收益相当有限。而鉴于其教育水平，斯​​里兰卡可以直接进入技术更先进的行业，高生产率的有机农业和高端旅游业。

但是，如果斯里兰卡希望走这条路的话，它需要在全岛实施良好的环境政策，这就需要完善的城市规划。斯里兰卡很幸运地暂时拥有较低的城市化水平；但这一情况很可能在未来二十年内发生转变。这使该国有机会在充分提供公共服务，良好公共交通以及考虑碳和气候变化成本的情况下建设现代城市。

斯里兰卡，美丽且坐落于印度洋上的绝佳位置，将有能力成为整个区域的经济枢纽——在这个饱受地缘政治动荡影响地区的金融中心和安全投资避风港。但如果过分依赖于市场或投资不足的公共物品的话，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幸运的是，随着和平的到来与代表制政治体制的出现，今天的斯里兰卡拥有比以往更好的机会来做出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