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真相的权利

发自伦敦——几乎每周都会有新的虚假信息在网上传播，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刺未遂引发的一系列阴谋论到埃隆·马斯克转发极右翼人士所谓英国警方对暴乱分子暗中执行两套处置方案的虚假说法。真相受到了攻击，而人们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根据联合国最近的一项全球调查，有超过85%的受访者对在线虚假信息的影响表示担心。

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的兴起是世界充斥谎言和扭曲信息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通过最大化受众参与度来获利，这些平台的算法会在罔顾其真实性的情况下放大那些吸引人们注意力的信息。此外人们发现负面信息还有提升参与度的作用，一项研究显示标题中每增加一个负面词汇，其点击率就会增加2.3%。

但我们未能打击虚假信息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自由主义传统将言论自由置于获取真相的权利之上。根据这一论点，民主世界中对言论自由的任何限制都会被独裁者们用作实施审查甚至某些更恶劣行径的理由。

西方对言论的处理手法假定在“思想市场”上的自由公平竞争会确保真相战胜谎言。但我们如今知道这是错误的。某些类似于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即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可以应用于信息领域：特朗普前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所谓“用垃圾信息淹没该区域”的做法会助长不信任，并使人更难以区分事实与虚假信息

有些人认为真相已经破碎，难以修复。但许多国家已经加强了那些旨在探求最佳可用取真相的机构，而这些机构也是社会和经济赖以运作的重要支柱。金融法律惩罚在账目和公开声明中的虚假和欺骗行为，法院使用DNA等复杂法医工具来做出更好的判断，而现代科学则动员了批判性的同行来审查各类学说。

我们现在需要在这些基础上去确保每个有权势的机构都能提供最好的可用知识。这项工作的核心应是一个新的获取真相权利，该权利可以基于诸如黄金法则（the golden rule）和定言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等一些长期确立的原则。而几乎在每个文明中都能找到的推己及人理念则可以作为重建真相基础设施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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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从法律开始。欧洲和其他地方的许多政府都拥有强大的消费者保护法律，禁止在广告和市场营销中使用误导性和虚假声明。同样的原则应当应用于所有政治传播——澳大利亚正在考虑这一举措作为增强民主韧性的一系列措施之一——并最终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大众传播。故意传播谎言者应当承担后果——主要是经济上的惩罚，但也可能包括禁止担任公职或从事媒体工作。

司法系统偶尔会被用来惩罚传播虚假信息的媒体组织，比如Dominion投票系统公司针对福克斯新闻关于其投票机“操纵”2020年美国大选的阴谋论提起的诽谤诉讼最终以近8亿美元的和解告终。但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去开启一些路径，让人们可以借助禁止故意传播谎言的新法律去对明显不诚实的新闻媒体和政治人物进行法律追索。

其次，那些致力于呈现真相的独立机构必须得到强化。这些机构已经存在于科学、金融、健康和安全领域。在媒体方面非营利新闻机构和公共服务广播充当了这一角色，而这些机构的成功关键在于它们可以不受政治和市场压力影响。

第三，监管可以迫使强大的信息提供者成为真相的传播者。今年7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初步调查结果，认为马斯克的X平台通过允许任何人付款获取验证账户的方式误导了用户，违反了《数字服务法》，而该平台可能因此面临高达其全球收入6%的罚款。与此同时德国于2017年通过的《网络执行法》要求所有用户超过200万的平台删除那些“明显非法”的内容。

第四，需要赋予独立的选举委员核查和纠正虚假声明并在选举前封禁那些最具破坏性的虚假信息或深度换脸内容的权力，因为在这个时候真相最为脆弱，干预行径引发的风险最大，与民主的利害关系也最高。

第五，必须给下一代提供更多工具去更好地分辨真相与谎言。学校应帮助年轻人识别各种虚假信息，而芬兰和丹麦则在将虚假信息教育纳入课程方面走在前列。

最后，像Factiverse、英国的Fullfact、格鲁吉亚的Myth Detector和挪威的Faktisk Verifiserbar这样的科技先锋企业都在开发结合人工智能和集体智慧的新工具去识别和评估虚假信息。上述以及其他这类主动倡议都应得到鼓励和支持。

为了确保取得成功，获取真相的权利——换言之就是不被强大和有影响力的组织欺骗或故意误导的权利——应作为一项协议被纳入《欧洲人权公约》并与美国宪法中对言论自由的保障相制衡。考虑到意见和解读的差异，行使这一权利的门槛应设得很高。而且这一权利应由法院而非政府或“真理部”来执行。

其他所有公民自由权利都潜在依赖于某种获取真相的权利。举个例子，如果法官无法确保陪审团尽可能获取全部信息，那获取后者公平裁决的权利也就无从谈起。在更广泛意义上说真相依赖于一个由法律和机构支持的无尽发现过程。

马斯克和其他一些人坚信言论自由是绝对的善，而撒谎的权利应高于获取真相的权利。他们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也有着光荣的根源，但这一观点正变得日益危险且不合时宜。

十七世纪法国数学家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写到：“在这个时代，真相是如此不为人知，谎言又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除非我们热爱真相，否则就无从得知它。”如今我们应通过将获取真相作为一项权利来展示这种热爱，并将其置于我们的法律和宪法的核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