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道金斯的法律错觉

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理查德·道金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但在其刚刚出版的回忆录黑暗中的一缕烛光：我的科学生涯中，他指出伟大的思想家离开其自身专业领域时犯错也毫不稀奇。他以伟大的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为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霍伊尔的著作宇宙本质是半个世纪前的必备读物。但霍伊尔跨入生物学领域后却误入歧途。从科学转向法律的道金斯同样未能摆脱这一魔咒。

道金斯将法律看作一场拉锯战。一方“不管自己相信与否”以最坚定的方式提出一个命题，而对方当事人则雇人最大限度地反驳这一命题。结果不过是看哪方赢得这场拉锯战的胜利。他认为律师应该“坐下来审视证据，并试图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才是更加“诚实人道”之举。

道金斯的观点有三个普遍问题。首先是所谓犯罪谬误。像很多人一样，道金斯一想到法律就先想到刑法问题。刑事审判占据了公众想象力的很大部分，但借用生物学的一个比喻——这只是法律这个复杂殿堂中的一个隔间而已。多数律师和法官从未踏入刑事法庭半步。

其次是有罪谬误。道金斯“深深震惊于”违法者有可能被认定为无罪的现实。有罪谬误将“有罪”这一法律概念与实施禁止行为混淆在一起。某人是否做过某件事是个事实问题。而“有罪”与否则是法律问题。某人可能实际实施了某种行为，但却相当公正地被判“无罪”——就像他可能什么都没做，却被做出了“有罪”判决。

这让道金斯感到困惑，其他很多人也有同样的感觉。“有罪”意味着国家排除合理怀疑证明被告做了某件事。如果国家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证明被告有罪，那就必须做出“无罪”判决——而不管他或她是否真的做过这件事。

如果将“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明负担降低到民事案件那样的“证据优势”，国家完成任务的难度将会大大降低。但尽管更多犯罪者会因此被判决“有罪”，同时也会导致更多无辜者被做出“有罪”判决。道金斯似乎并未把握的基本前提其实非常简单：宁可让10个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也不能让一个无辜者被定罪。几百年来的法律实践表明这一系统虽然谈不上完善，但却是人类设计出来的最公平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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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金斯第三个也是最根本的谬误在于法律的本质是真相——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搞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姑且称之为真相谬误。道金斯的谬误也因此走向了极致。法律的目的和科学不同，不是要发现真理；减少冲突是它的主要目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这样总结他自身的认识：“在多数问题上更重要不是正确适用法治而是适用法治。”即使是错误或“不公正的”裁决也可以结束冲突。

只有在冲突方无法达成一致时法官才会试图了解“真相”。律师将这称之为以折中妥协为特点的事实调查过程：明确事实真相相比结束冲突可能代价昂贵。

这方面比较美国和法国法律就很能说明问题。美国法律有着被称为“发现”的复杂的事实调查过程。相反在法国民事纠纷中，根本不存在双方口头盘问证人的证词，而只有书面证据。律师搜集一切可能的证据并呈送法官，由后者则据此做出裁决。如果案件必须实地考察特定目标——如某栋建筑——法国法官会指派一名专家前往考察，然后提交一份书面报告。

美国法律体系事实调查能力更强，但其高昂的成本导致多数民众无力进入法律程序。法国体系更容易被公众所利用，但其确定事实真相的可能性更低。

社会和谐是法律的基础，但其最终目标可能不止于和谐，而是促进社会幸福。道金斯在科学中找到幸福；我们无不因他的贡献而受益。但从他的回忆录判断，我们同样庆幸他没有进入法律领域。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