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威尼斯的毁灭进程

威尼斯—威尼斯历史上最严重的洪水曾淹没了这座历史名城某些著名的文化遗址，其中包括圣马可广场上的圣马可大教堂。这仅仅是1，200年来这座大教堂第6次被洪水淹没，但其中4次发生在过去20年内，更有两次发生在不到400天内。照这样下去，不到几十年，洪水就有可能冲走威尼斯附着在下沉沉积岩上脆弱的卡利刺绣、广场和宫殿。但这里的居民该怎么办？

古罗马人用两个词根来形容城市：其中一个代指基础设施和建筑物（urbs），另外一个则代指积极参与民主生活的民众群。今天，整个世界都在为威尼斯被水浸泡而受损的城市而烦恼，可以肯定，这些设施就连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很小幅度的海平面上升都无法抵御。但世界各国在很大程度上并未意识到威尼斯民众正在解体。

威尼斯人口几十年来一直在不断减少。今天威尼斯人的数量仅有50年前的 1/3。但人口数量下降仅仅是痼疾迅速恶化的一个征兆：不顾后果地推广大规模旅游业而且缺乏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假使威尼斯政治领袖没有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将高等教育和创新资源转移出去，那么威尼斯现在可能已经发展为亚德里亚海上的剑桥。但旅游却被视为一条快速增长之路。因此，在政府的协助下，游客数量稳步攀升：2017年，这座拥有260,000人口的城市所接待的外国游客却超过了3，600万人。

威尼斯人忙不迭避开蜂拥而来的游客导致公民社会恶化和政治麻木根深蒂固。市政领袖更喜欢抱怨这座城市的弱点，而不是为解决问题采取有效行动。而意大利国家政府则一直未能建设性地利用其在该市的权威。上述趋势导致缺乏环境监管，从而加剧了城市和基础设施的薄弱。

诚然，威尼斯正在实施一项名为实验机电模块（MOSE）的耗资55亿欧元（合60亿美元）的防洪屏障项目。但这个项目始于威尼斯已经开始下沉的1984年，落成于2003年，本应在2011年就施工完毕。但直到今天距离完工还遥遥无期。即使实验机电模块项目能够在目前2021年的最后期限前完工，它和其他任何建筑项目都不足以保护威尼斯。尽管基础设施投资显然至关重要——尤其是为适应气候变化——威尼斯也必须恢复除硬件以外的公民活力，才能避免陷入被许多人所预测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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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步是将威尼斯移出意大利政府的管辖范围，意大利政府的不断失败已经导致近几十年来这座城市陷入衰退。这绝不是某种复兴圣马可共和国的狭隘要求。而是呼吁建立一种新型的外向型政治结构：一座欢迎真心想在那里定居者的“开放型城市”，这种成熟公民权绝不是单纯参与美国小说家唐·德里罗所谓向旅游业的“愚蠢进军。”

这个开放的新型塞雷尼西玛（也就是中世纪威尼斯共和国的名称）将一心一意吸引愿意协助保护和重建城市基础设施的有能力、也有意愿的公民。其中将包括制定可信商业计划的创新者（及其背后的资金支持者）、研究气候变化适应问题的工程人员、医生或律师等专业人士，以及愿意奉献几年时间协助修复威尼斯泻湖宏伟宫殿的学生。威尼斯将因此成为基于全新社会契约创新城市模式的试验场，上述城市模式符合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泰尔斯所谓的全球“流动空间”理论。

这一提议看似激进，但却并非前无古人。在14世纪中叶，黑死病爆发曾导致威尼斯人口骤减60%，于是这座城市向外国人开放，任何打算长期居留者都将拥有公民身份。新来者只需具备愿意付出努力等“威尼斯人”的关键特征。今天没有理由不采取类似策略。

事实上，借助数字工具来衡量公民参与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从在威尼斯度过的时间——威尼斯的许多房产都归非居民所有，每年仅仅使用几天时间——到作出的具体贡献，这些都可能成为社交媒体引以为豪的源泉。对非居民房产所有者课以重税——这些人往往极为富有——同样有助于支持当地人群。

随着海平面的上升和威尼斯的沉降，这座城市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来恢复和保护其建筑和基础设施。但没有繁荣、积极的市民阶层，这样的工作将毫无意义。我们必须先从威尼斯人手中拯救他们自己，而后才能拯救威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