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特区—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主要包含两个明显的矛盾点。首先，在本世纪，几乎不可能快速完全脱碳，将全球变暖控制在远低于工业化前水平的2摄氏度以内。然而，考虑到利害关系，这种快速脱碳又是不可避免的。
矛盾的是，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是正确的。到2050年，通过利用现有与新兴技术，实现全球经济净零增长在技术及经济层面均是可行的，但这需要行为方式上的巨大转变和大规模的政策干预，包括一定程度上的国际合作，而这同样很难实现。尽管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能够为气候行动缓解一些社会及政治障碍，然而，仅靠这种创新是无法让世界实现净零排放的。
对于这项任务，其规模着实令人生畏。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的数据，若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需要到203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0年的基础上削减45%左右，从而在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能源、土地、城市和基础设施(包括交通与建筑)及工业系统方面进行迅速而深远的转变”，当然还有对二氧化碳的减排。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仅是该任务的一部分。至关重要的是，全球还务必大幅减少诸如甲烷等短期气候污染物的排放，以实现北极变暖及永久冻土融化过程的大幅减缓，因为这些效应或将导致更多一氧化二氮与甲烷的释放。
尽管已有100多个国家承诺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但全球排放量仍在持续快速增涨，只不过因大流行病导致的衰退打断了这一进程。就大流行病前的趋势而言，世界正在步入到2035年耗尽碳排放预算的轨道中。尽管科学家发出了紧急通告，但迄今为止，国际气候谈判仍未达到应对该挑战所需的信心层级，进而导致人们普遍对人类预防气候灾难的能力感到悲观。
那么，该如何解释基于技术的乐观主义与广泛的警惕主义之间的共存呢？ 毕竟，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向净零排放的过渡既是技术上可行的，也是相当廉价的。 可再生能源，例如太阳能和风能，已经成为世界上很多地方成本最低的发电选择，并且随着其采用规模的扩大，其价格将更加低廉。 当然，由于此类资源存在间歇性，因此其需要续电装置来抵消这种间歇波动。 然而，蓄电装置的性能也在越变越好，且更便宜，从而实现了运输与发电的绿色环保。
迄今为止，气候行动不充分的一个原因，便是转向零碳电力与运输需要预付成本。的确，随着汽车、燃煤电厂及燃气发电站的磨损或废弃，无论如何都需要支付一部分成本来替换。而且对于诸如太阳能在内切为数不多的技术而言，价格下跌如此之多，以至于采用它们即使在短期内也是有利可图的。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在一个以短期主义为特征的世界里，脱碳只有在较长期的视野中才是有利可图的。
不采取行动的另一个原因，是绿色转型将对国家内部及国家间的分配产生重大影响。在国家层面，付诸行动将创造数以百万计的新就业机会，但也将失去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即使结果是就业岗位在十年内净增加，但就业失败者将试图减缓这种转变，除非其能得到足够的补偿或能够迅速找到其他工作。
这种转型问题在发展中国家非常严重，尽管采用绿色技术能最终将其缓解，但通常会因缺乏长期资金与激励措施而难以实施。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法是富裕国家补贴发展中国家进行转型——包括通过多边开发银行。然而，经济学家威廉姆•比特(Willem Buiter)最近总结到：“鉴于国内财政已然开始入不敷出，跨境财政团结工会似乎也并无此意。”他还补充到：“除非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否则，我们自己所造成的生存危机只会变得更糟。”
事实上，支付前期成本所需的长期资金规模，以及分配挑战的难度，所需要的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协调与国内凝聚力，只有这样才能使绿色转型在财政与政治上可行。幸运的是，尽管技术和政治上的可行性或在不同的层面上发挥作用，但两者却是联系在一起的。
例如，更廉价的绿色技术降低了各国对其部署的政治成本，因为该做法符合它们的国家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突然自愿用可再生能源取代燃煤电厂。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至少部分抵消了搭便车和协调问题的负外部性。这使得决策者确保贫穷国家以低成本获得这些技术的决策变得更加重要。
然而，尽管技术进步可能让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变得越来越有可能，但其仍然不足以让我们及时抵达终点线。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警惕主义者是对的。根据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Paris Climate Agreement)，目前国家自主贡献严重不足，到本世纪末，世界很有可能无法将全球变暖控制在3摄氏度以下，并远远在那之前就会经历灾难性的气候事件。
政策制定者可以解决气候叙事中明显的矛盾，但只有在许多方面采取极其迅速的行动才行。要证明悲观主义者是错误的，就需要把以气候为导向的转型作为一整套全面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这套政策包括影响深远的金融转型，并关注分配问题。因此，除了新技术之外，各国政府必须把大量的储蓄用于长期投资中，并对国内与国际公平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承诺。只有这样，“不可能”才会成为“一定能”。
Translated by Shi Cong Yi from Intellisia Institute
华盛顿特区—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主要包含两个明显的矛盾点。首先，在本世纪，几乎不可能快速完全脱碳，将全球变暖控制在远低于工业化前水平的2摄氏度以内。然而，考虑到利害关系，这种快速脱碳又是不可避免的。
矛盾的是，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是正确的。到2050年，通过利用现有与新兴技术，实现全球经济净零增长在技术及经济层面均是可行的，但这需要行为方式上的巨大转变和大规模的政策干预，包括一定程度上的国际合作，而这同样很难实现。尽管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能够为气候行动缓解一些社会及政治障碍，然而，仅靠这种创新是无法让世界实现净零排放的。
对于这项任务，其规模着实令人生畏。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的数据，若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需要到203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0年的基础上削减45%左右，从而在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能源、土地、城市和基础设施(包括交通与建筑)及工业系统方面进行迅速而深远的转变”，当然还有对二氧化碳的减排。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仅是该任务的一部分。至关重要的是，全球还务必大幅减少诸如甲烷等短期气候污染物的排放，以实现北极变暖及永久冻土融化过程的大幅减缓，因为这些效应或将导致更多一氧化二氮与甲烷的释放。
尽管已有100多个国家承诺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但全球排放量仍在持续快速增涨，只不过因大流行病导致的衰退打断了这一进程。就大流行病前的趋势而言，世界正在步入到2035年耗尽碳排放预算的轨道中。尽管科学家发出了紧急通告，但迄今为止，国际气候谈判仍未达到应对该挑战所需的信心层级，进而导致人们普遍对人类预防气候灾难的能力感到悲观。
那么，该如何解释基于技术的乐观主义与广泛的警惕主义之间的共存呢？ 毕竟，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向净零排放的过渡既是技术上可行的，也是相当廉价的。 可再生能源，例如太阳能和风能，已经成为世界上很多地方成本最低的发电选择，并且随着其采用规模的扩大，其价格将更加低廉。 当然，由于此类资源存在间歇性，因此其需要续电装置来抵消这种间歇波动。 然而，蓄电装置的性能也在越变越好，且更便宜，从而实现了运输与发电的绿色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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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气候行动不充分的一个原因，便是转向零碳电力与运输需要预付成本。的确，随着汽车、燃煤电厂及燃气发电站的磨损或废弃，无论如何都需要支付一部分成本来替换。而且对于诸如太阳能在内切为数不多的技术而言，价格下跌如此之多，以至于采用它们即使在短期内也是有利可图的。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在一个以短期主义为特征的世界里，脱碳只有在较长期的视野中才是有利可图的。
不采取行动的另一个原因，是绿色转型将对国家内部及国家间的分配产生重大影响。在国家层面，付诸行动将创造数以百万计的新就业机会，但也将失去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即使结果是就业岗位在十年内净增加，但就业失败者将试图减缓这种转变，除非其能得到足够的补偿或能够迅速找到其他工作。
这种转型问题在发展中国家非常严重，尽管采用绿色技术能最终将其缓解，但通常会因缺乏长期资金与激励措施而难以实施。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法是富裕国家补贴发展中国家进行转型——包括通过多边开发银行。然而，经济学家威廉姆•比特(Willem Buiter)最近总结到：“鉴于国内财政已然开始入不敷出，跨境财政团结工会似乎也并无此意。”他还补充到：“除非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否则，我们自己所造成的生存危机只会变得更糟。”
事实上，支付前期成本所需的长期资金规模，以及分配挑战的难度，所需要的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协调与国内凝聚力，只有这样才能使绿色转型在财政与政治上可行。幸运的是，尽管技术和政治上的可行性或在不同的层面上发挥作用，但两者却是联系在一起的。
例如，更廉价的绿色技术降低了各国对其部署的政治成本，因为该做法符合它们的国家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突然自愿用可再生能源取代燃煤电厂。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至少部分抵消了搭便车和协调问题的负外部性。这使得决策者确保贫穷国家以低成本获得这些技术的决策变得更加重要。
然而，尽管技术进步可能让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变得越来越有可能，但其仍然不足以让我们及时抵达终点线。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警惕主义者是对的。根据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Paris Climate Agreement)，目前国家自主贡献严重不足，到本世纪末，世界很有可能无法将全球变暖控制在3摄氏度以下，并远远在那之前就会经历灾难性的气候事件。
政策制定者可以解决气候叙事中明显的矛盾，但只有在许多方面采取极其迅速的行动才行。要证明悲观主义者是错误的，就需要把以气候为导向的转型作为一整套全面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这套政策包括影响深远的金融转型，并关注分配问题。因此，除了新技术之外，各国政府必须把大量的储蓄用于长期投资中，并对国内与国际公平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承诺。只有这样，“不可能”才会成为“一定能”。
Translated by Shi Cong Yi from Intellisia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