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作气候要务

纽约—不到12个月前，私人部门领导人带着乐观和一系列重振对抗气候变化之的新承诺聚首世界经济论坛。他们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宣布要采取大手笔计划。接着，COVID-19爆发了。

疫情来得既凶且广，以现时代前所未有的方式摧毁生命和气也，世界被迫采取猛烈措施——经济封锁，旅行限制，学校关闭，等等——以求自我保护。在如此人间参详之中，有一个突出的讽刺事实：今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降幅打破了历史记录。至少，现在我们都看到了集体行动的潜力。

但我们切不可将暂时的进展视为新常态。COVID-19疫苗已经出现，世界也看到了走出危机的第一丝曙光，我们必须迈向包容性复苏的新征程，确保重启经济之争不会影响到其他领域的进展——至少是气候和环境方面。

如果说今年向我们证明了什么，那就是人和地球的健康和福祉息息相关。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威胁需要采取紧急协作。COVID-19不能作为推迟环境承诺的借口，而是恰恰强调了重新评估环境影响、重申环境承诺对于各个组织——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的重要性。

我们早就知道，气候危机需要集体行动。在2009年哥本哈根和2015年巴黎联合国气候会议商，政府抛弃了气候变化完全是富裕的工业化国家的责任的观点。这些国家对于累计排放的“贡献”当然远大于发展中世界，但巴黎协定签署国接受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集体责任。

据2020年10月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报告，十四国70%的人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重大威胁。但是，由于许多国家政治日益极化，2015年后进展甚微。巴黎框架等多边方针仍然关键，但显然，光靠政府行动不足以阻止全球变暖幅度超过（前工业化水平）2℃。我们需要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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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正在推动政治领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更大的动作，消费者也在要求企业更加透明地披露它们在导致社会和环境问题上的责任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公司和企业组织抛出了令人憧憬的承诺，如世界经济论坛的万亿树倡议（Trillion Tree Campaign），这是对联合国生态恢复十年（Decade on Ecosystem Restoration）计划的跨部门响应。

现在的任务是要成规模地实现这些计划。对于公司能否以及愿不愿意兑现它们的“目标”宣言，以及对于如果不能兑现谁会被问责的问题，颇有建设性的怀疑。但现实是企业不难简单地将目标与利润分离。要实现可持续性，就必须将它作为企业增长战略的核心要素，而不是视之为慈善的马后炮。

平心而论，股东已经给首席执行官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求记录环境、社会和治理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公司证明它们“承担了自己的责任”的意愿也助长了健康的竞争——企业竞相满足共同环境标准。但这还不够。公司必须有更远大的目光，承担起携手共进的责任——跨部门、跨边境、跨背景的携手共进。

这样的参与在短期内无法实现。2020年，经济活动受到抑制，天气和气候相关灾害的频率和严重程度继续增加。据国家环境信息中心数据，2020年至少发生了16 起气候事件，每一起事件都造成了超过10亿美元的损失——而这仅是美国一国的数字。1980至2019年间，每年的这类气候事件数量为6.6起；但在2015-19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3.8起。

真正的、规模化的气候行动只有在公共和私人部门围绕联合执行计划精诚合作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公私合作和计划，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7所列的那些，优势是能利用根本性政策改变和可扩展的商业模式对抗严重的全球挑战。

此外，这些合作会形成自己的“网络效应”。类似微软的10亿美元气候承诺的计划证明，公司能够成为支持急需资本实现市场扩张的现有计划的力量。另一个例子是万事达卡的无价地球联盟（Priceless Planet Coalition）。该计划联合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企业，计划种植一亿棵树，作为全面恢复森林行动的一部分，并将合作思想更进一步，帮助消费者理解其自身对排放的影响并为他们提供直接参与气候行动的途径。

如能精诚合作，我们能够降低个体行动的风险，让环境标准成为核心商业活动，建立可持续的新业务模式，实现确保地球未来的规模。除了提供资源和专业知识，我们还必须采取集体行动，在一切为时已晚之前恢复人与自然的平衡。如果我们孤立地采取行动，难免会一致地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