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为何仍有意义

发自特拉维夫—去年社交媒体上曾掀起过一股热潮，女性们询问男性他们每隔多久会想起罗马帝国，而答案似乎是“常常”：许多男性声称这个古老的帝国每周甚至每天都会出现在他们脑际。

这对于知名播客“罗马史”的主持人迈克·邓肯（Mike Duncan）来说没什么好惊讶的，而写过多本相关畅销书的汤姆·霍兰德（Tom Holland）可能也是如此。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当然也了解大众对罗马的痴迷。她对古罗马的研究——加上她朴实无华的风格和不断散发的魅力——使其被一位观察家称之为“国宝级人物，也是毋庸置疑的世界最知名古典学家”。

那是什么让罗马能如此引发现代观众的共鸣呢？正如比尔德所解释的那样，罗马共和国构成了西方政治和文化的基础。此外罗马的历史似乎是多方面的，其元素可以被拆分、重新排列和解读以适应任何叙事或信仰。

罗马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重要灵感源泉。美国那些“国父”的思想和行动中都被注入了罗马的理想，而这个合众国则被视为共和式自由体制的新标杆承载者。不过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尤其是墨索里尼——也曾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将自己描绘成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人”。

罗马也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在屈服于民众的沮丧情绪、政治规范被践踏以及对“强人”领袖的普遍渴望后沦为专制国家的故事。特朗普的诋毁者们经常将他比作凯撒大帝，批判他蛊惑人心、不顾一切追求权力以及肆意违犯规则和规范的做法。但他那些极右翼追随者也经常做出同样的类比，试图将他描绘成某个伟大的帝国征服者。

特朗普的追随者还（错误地）认为是移民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在更广泛意义上极右势力认为古罗马为“白人文化”奠定了基础。这也有助于解释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家丹-埃尔·帕迪利亚·佩拉尔塔（Dan-el Padilla Peralta）为何觉得自己研究的学科与白人帝国主义者的思维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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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德挑战了这种白人神话，她在2016年出版的《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部古罗马史》（SPQR:A History of Ancient Rome）一书中论述说罗马帝国的故事必然是种族多元化的，是“有色人种的历史”。事实上该书以卡拉卡拉皇帝授予帝国所有臣民公民权作为结尾。旧罗马贵族失去自身特权的原因正是他们从未分享过这些特权。

同样，罗马的故事也成了父权制梦想家的乐园。罗马或许也有女英雄，但她们通常是皇帝的母亲和配偶。归根结底罗马在根本上是一个禁卫军社会，崇尚英勇、荣誉和阳刚之气，也就是“美德”（拉丁语：virtus）。与此同时双方自愿的同性恋性行为是合法的，因此古罗马可以被视为同性恋权利的早期合法性来源。

而对以色列人来说罗马完全是另一种含义：罗马帝国的故事唤起了被驱逐的经历，同时也凸显了不切实际的想法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以公元前132年西门·巴尔·科赫巴（Simon bar Kokhba）领导的反罗马帝国起义为例，在这场犹太人与罗马人战争的最后一次升级中前者遭遇惨败，所有犹太人都被驱逐出犹太行省（Judea），而哈德良皇帝则将此地永久更名为“巴勒斯坦”。

已故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叶霍沙法特·哈卡比（Yehoshafat Harkabi）将军在其开创性著作《巴尔·科赫巴综合症：国际关系的风险和现实主义》（The Bar Kokhba Syndrome: Risk and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写到：“不负责任的民族自杀行为”向犹太人灌输了“不对其后果负责的反抗和英雄主义崇拜”。所幸现代以色列国的缔造者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有着不同的思想：绝不在没得到另一个超级大国支持的情况下反抗某个超级大国或者发动战争。可叹的是在（被再次更名为犹太和撒马利亚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犹太弥赛亚狂热分子却一心想要重蹈巴尔·科赫巴自杀式愚行的覆辙。

罗马也经常被引用来描述美国霸权。“罗马治下的繁荣”（ Pax Romana）这种由强大帝国支撑的相对和平与繁荣的“黄金时代”为二战后出现的“美国治下的繁荣”（ Pax Americana）提供了一种模式。正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希腊城邦之间为“共同和平”而进行的斗争最终为罗马夺取控制权提供了道德基础一样，欧洲无休止的战争最终促使美国充当安全和秩序的外部保障者。这么看来和平往往无法与充分的政治自由相容。

但这种“美国治下的繁荣”现在似乎正在削弱——该趋势招致了许多关于美利坚“帝国”即将“衰落”的猜测。十八世纪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和孟德斯鸠等人写下的关于罗马帝国命运的文章为这类猜测奠定了基础。然而要避免自身的下行和衰落，美国仍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

也许最重要的一课是即使是霸主也需要有分寸地行事。罗马遭受了吉本所说的“因过度强大而产生的自然且不可避免的影响”。众所周知，美国也同样缺乏适当的谦逊，尤其是在冷战后毫无敌手的霸权年代。美国应该小心谨慎以确保不会因狂妄傲慢而垮台。

但虽然历史比较有助于我们了解现在和未来，但它们并不能提供任何保证。即使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现任霸权（如美国）与崛起中大国（如中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也不应被视为历史的铁律，因为现代战争的代价实在高得令人望而却步。

这让我们看到了今天的西方与全盛时期的罗马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罗马人期望在未来重现过去的辉煌，而对进步和复兴的信念则是启蒙运动后西方世界观的基石。只要秉承着这种信念，我们就还可以吸取历史教训，并有望避免重蹈先辈们犯下的那些最严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