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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危机真的如此糟糕吗?

发自普林斯顿——欣欣向荣的世界经济和近期狂飙突进的股市似乎与我们这个危机四伏、四分五裂的世界格格不入。看似无从解决的加沙和乌克兰冲突在国际上和富裕工业化国家内部都制造了深深的裂痕。无法就各自国家利益达成一致的民主国家在制定连贯外交政策方面举步维艰。简而言之政治危机无处不在——只有经济数据例外。

这种不匹配状态告诉了我们些什么?是纵使出现种种乱象,但经济增长的根本来源让我们更加安全,还是我们应该更加担心未来的状况?在这方面持悲观态度的理由似乎相当充分。新冠疫情引发的负面供给冲击以及随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使人们失去了仅凭经济学解决问题的希望。随着战争的增多和紧张局势的加剧,出现新负面供给冲击的风险也在增加。没有人再抱有经济能免受政治影响的幻想。

虽然瑞士曾是国际冲突中的有效调解者,但其近来的努力却徒劳无功。今年六月的布根斯托克和平会议试图制定一个能为乌克兰带来和平的蓝图,但俄罗斯和中国都没有参加,而包括印度、巴西、沙特、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都拒绝在最终的公报上签字。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治理也在恶化。世界贸易组织几近瘫痪,而正在庆祝80岁生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显现出老态。就连中国的全球化替代方案——一带一路倡议——也因债务负担问题而步履维艰。

这些以及其他事态发展解释了“多重危机”一词的流行。这个词由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在1990年代创设,于2010年代被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采纳,并在新冠疫情期间被历史学家亚当·图兹(Adam Tooze)打造成热门网络词汇。

莫兰反思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关于历史发展趋向自由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的观点。回想冷战后的那几年,莫兰担心每个关乎人类存续的领域——从经济、社会、传统家庭到价值观、青年、科学和法律——都被危机所困扰。世界产生了许多危险的反馈回路,既可能让监管疲于招架,又加剧了生态破坏和核冲突的致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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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is”(危机)一词来源于希腊语中的选择(krinō):这个词常用来描述疾病中的一个转折点,即病人转危为安或者反之。而“poly”则源自polis,广义上一种具有社区观念的国家或社会。其复数形式是polloi,因此这个词拼写为“polloicrisis”更为妥当。而我们的polloi,我们的社区,则正在解体。

回顾crisis这一词汇的演变,伟大的概念史学家莱因哈特·科塞莱克(Reinhart Koselleck)指出“这种趋向于不确切和含糊不定的倾向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尚未完全判定的历史性危机的症状。”

但危机和多重危机当然不是什么新事物。这两个概念深植于人类历史,因此也深植于人类心理。由饥荒、疾病和战争这类前现代世界末日驱动因素所引发的深刻冲击往往会给人留下所有挑战都相互关联的印象。正如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的克劳狄斯所说,“当悲伤来临时,它们可不会一个个到来,而是成群结队的。”

罗马帝国的终结——无论是过度扩张、无法供养大型城市、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状况、饥荒还是外部攻击——无疑也是一个多重危机。类似地,在1340年代,在以英格兰王室为首的国家违约和佛罗伦萨几个金融大家族破产之后,战事增多,也帮助黑死病蔓延到全欧洲。而中世纪晚期版本的全球化进程也因此被残酷地打断了。

而当前时点的怪异之处则在于虽然面对着如此多的厄运和阴霾,但解决方案却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触手可及且影响深远。技术创新——这往往是为应对危机而生——的步伐正在加快,对人工智能在医疗(新药、新技术)和教育(新学习方法)领域催生重大改进以及为碳能源或广泛使用农药寻找替代品方面的乐观情绪是有根据的。

也许我们应该保持乐观,更多去关注“多重”而非“危机”。“多重”本身已经成为2020年代的指导性词汇,并关联到了另一种旧有现象——多种伴侣关系(polyamory)。开放式关系心理治疗师杰西卡·费恩(Jessica Fern)创造了诸如Polysecure(多重安全感)和Polywise(多重做派)等词汇,呼应了莫兰关于个人小规模危机和世界事件之间的类比。事实上好些用于个人生活的词汇都被应用于更广泛的政治趋势。比如中国和美国已经开启了一场“清醒分手”(conscious uncoupling),而这也是格温妮丝·帕特洛(Gwyneth Paltrow)形容她与克里斯·马丁(Chris Martin)分手的方式。

世界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安全。虽然我们正面临多重负面供给冲击,但这些将催生新的创新,从而带来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繁荣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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