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沙—— 最新报告显示，美国国务院曾警告波兰外交部如果执政的法律与正义党（PiS）颁布新法令，规定影射波兰人要为纳粹罪行担责为非法，那么美国将暂停与波兰举行高级别会晤。而这项法律仍然获得了法律与正义党政府的通过。
法案签署前不久，波兰总统安德烈·杜达甚至拒绝接听时任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打来的电话。在温斯顿·丘吉尔宣布“铁幕”包围整个东欧72年后，羞耻之幕这一新的界限正在逐步形成。
尽管西欧国家已经成熟到可以正确地面对过去并从曾经的罪行——包括纳粹所犯下的罪行——中吸取教训，但东欧国家却显然不能。就像俄罗斯文化史学家尼古拉·科波索夫最近所看到的那样，那里颁布的记忆法与西欧颁布的记忆法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它们积极保护的是国家罪行中对于犯罪者的记忆，而不是受害者。
法律与正义党像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一样企图政治化历史，普京政权竭力颂扬伊凡四世等中世纪独裁者。但波兰本应不同于俄罗斯。俄罗斯的威权主义和政治文化植根于帝国的过去。相比之下，当波兰被从苏联版本的俄罗斯帝国枷锁下解放出来时，似乎非常渴望能尽可能与俄罗斯之间保持文化差距。这意味着尽快拥抱自由民主和法治，融入西方及包括北约和欧盟在内的西方体制。
在苏联解体后的日子里，东欧似乎的确将自身融入了西方政治文化。这一过程部分涉及重新挖掘共产主义制度下被压抑或混淆的民族历史元素。苏联人几十年来一直否认斯大林曾在1940年下令在卡廷森林对数万名波兰军官进行屠杀。但令人惊讶的是，半个世纪后的波兰政府居然同样对过去的历史持回避态度。
1989年后，历史学家已经记录了二战期间有关波兰社会的史实。正如耶鲁大学的蒂莫西·斯奈德所指出的那样，“波兰人当时的表现基本上与身处类似境地的他族民众没有区别。”很难将这视为对全体波兰人民的控诉，因此我们无法理解今天的波兰人为什么会感到如此羞耻，以至于将有关这段历史的某些说法定为犯罪。
同样，我们还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波兰人拒绝为2010年俄罗斯斯摩棱斯克附近一架飞机失事导致时任波兰总统卡钦斯基去世担责。卡钦斯基的双胞胎兄弟雅罗斯瓦夫现在是法律与正义党领袖兼波兰的事实执政者，雅罗斯拉夫继续杜撰有关那次事件的阴谋论谣言，尽管官方调查认定这场导致96名机上人员死亡的坠机事故是由于飞行员和空管的误操作。
法律与正义党完全拒绝承认任何错误恰恰证明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幼稚情绪。毕竟，只有小孩子会坚持说，“不是我，是他”即使面对无可辩驳的证据仍然拒绝承认事实。当波兰最重要的盟友打来电话，杜达基本上是用手指堵住耳朵。
法律与正义党领导层对其所认为的弱者——也就是难民 ——或罪犯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冷酷无情也是一种幼稚的表现。例如，法律与正义党诋毁乌克兰起义军在1943年纳粹占领的华林尼亚种族清洗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正如开创型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所描述的那样，处于发育早期阶段的儿童都要经历一个自我中心阶段：他们自然而然地关注自身需求，而对规则根本不予考虑。一个孩子可能会抢走另一个孩子的玩具，打碎它，然后否认曾这么做。孩子不但不承认破坏规则，反而会撒谎来协调不一致。在孩子看来，他没有错；外界不过是被蒙蔽了。而因为孩子认为每个人都接受他那套对错标准，因此他无法理解别人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事物。
只有当孩子开始理解原则和规范不仅是成年人所强加的东西，也是对共同道德理解的具体体现时，他才会走向成熟。此时孩子认识到并非不受惩罚就是好事，好事之所以好是因为它能促进与他人的合作。
波兰科学院的Joanna Tokarska-Bakir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法律与正义党政策——逃避羞耻和责任——正在将我们拖回童年，甚至是母亲的子宫，在那里，孩子与其宿主——民族实现了完全交融。”她表示孩子“无法辨别是非而又幼稚，”而“羞耻感仅仅是社会化的产物。”而另一方面，全民族的“骄傲教育法相当于将社会化逆转到胎儿状态。”因此产生了法律与正义党设想的“无罪的民族”。
法律与正义党正通过迷恋权术、拒绝合作、否认罪行和拒绝接受非正统思想及其推崇者而使波兰退回幼儿期。可以肯定，任何个人或政党都无法代表波兰社会的全部。而法律与正义党的行为与儿童之间的相似性或许只是一种巧合。但这同样能够产生震撼效果。
华沙—— 最新报告显示，美国国务院曾警告波兰外交部如果执政的法律与正义党（PiS）颁布新法令，规定影射波兰人要为纳粹罪行担责为非法，那么美国将暂停与波兰举行高级别会晤。而这项法律仍然获得了法律与正义党政府的通过。
法案签署前不久，波兰总统安德烈·杜达甚至拒绝接听时任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打来的电话。在温斯顿·丘吉尔宣布“铁幕”包围整个东欧72年后，羞耻之幕这一新的界限正在逐步形成。
尽管西欧国家已经成熟到可以正确地面对过去并从曾经的罪行——包括纳粹所犯下的罪行——中吸取教训，但东欧国家却显然不能。就像俄罗斯文化史学家尼古拉·科波索夫最近所看到的那样，那里颁布的记忆法与西欧颁布的记忆法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它们积极保护的是国家罪行中对于犯罪者的记忆，而不是受害者。
法律与正义党像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一样企图政治化历史，普京政权竭力颂扬伊凡四世等中世纪独裁者。但波兰本应不同于俄罗斯。俄罗斯的威权主义和政治文化植根于帝国的过去。相比之下，当波兰被从苏联版本的俄罗斯帝国枷锁下解放出来时，似乎非常渴望能尽可能与俄罗斯之间保持文化差距。这意味着尽快拥抱自由民主和法治，融入西方及包括北约和欧盟在内的西方体制。
在苏联解体后的日子里，东欧似乎的确将自身融入了西方政治文化。这一过程部分涉及重新挖掘共产主义制度下被压抑或混淆的民族历史元素。苏联人几十年来一直否认斯大林曾在1940年下令在卡廷森林对数万名波兰军官进行屠杀。但令人惊讶的是，半个世纪后的波兰政府居然同样对过去的历史持回避态度。
1989年后，历史学家已经记录了二战期间有关波兰社会的史实。正如耶鲁大学的蒂莫西·斯奈德所指出的那样，“波兰人当时的表现基本上与身处类似境地的他族民众没有区别。”很难将这视为对全体波兰人民的控诉，因此我们无法理解今天的波兰人为什么会感到如此羞耻，以至于将有关这段历史的某些说法定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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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们还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波兰人拒绝为2010年俄罗斯斯摩棱斯克附近一架飞机失事导致时任波兰总统卡钦斯基去世担责。卡钦斯基的双胞胎兄弟雅罗斯瓦夫现在是法律与正义党领袖兼波兰的事实执政者，雅罗斯拉夫继续杜撰有关那次事件的阴谋论谣言，尽管官方调查认定这场导致96名机上人员死亡的坠机事故是由于飞行员和空管的误操作。
法律与正义党完全拒绝承认任何错误恰恰证明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幼稚情绪。毕竟，只有小孩子会坚持说，“不是我，是他”即使面对无可辩驳的证据仍然拒绝承认事实。当波兰最重要的盟友打来电话，杜达基本上是用手指堵住耳朵。
法律与正义党领导层对其所认为的弱者——也就是难民 ——或罪犯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冷酷无情也是一种幼稚的表现。例如，法律与正义党诋毁乌克兰起义军在1943年纳粹占领的华林尼亚种族清洗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正如开创型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所描述的那样，处于发育早期阶段的儿童都要经历一个自我中心阶段：他们自然而然地关注自身需求，而对规则根本不予考虑。一个孩子可能会抢走另一个孩子的玩具，打碎它，然后否认曾这么做。孩子不但不承认破坏规则，反而会撒谎来协调不一致。在孩子看来，他没有错；外界不过是被蒙蔽了。而因为孩子认为每个人都接受他那套对错标准，因此他无法理解别人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事物。
只有当孩子开始理解原则和规范不仅是成年人所强加的东西，也是对共同道德理解的具体体现时，他才会走向成熟。此时孩子认识到并非不受惩罚就是好事，好事之所以好是因为它能促进与他人的合作。
波兰科学院的Joanna Tokarska-Bakir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法律与正义党政策——逃避羞耻和责任——正在将我们拖回童年，甚至是母亲的子宫，在那里，孩子与其宿主——民族实现了完全交融。”她表示孩子“无法辨别是非而又幼稚，”而“羞耻感仅仅是社会化的产物。”而另一方面，全民族的“骄傲教育法相当于将社会化逆转到胎儿状态。”因此产生了法律与正义党设想的“无罪的民族”。
法律与正义党正通过迷恋权术、拒绝合作、否认罪行和拒绝接受非正统思想及其推崇者而使波兰退回幼儿期。可以肯定，任何个人或政党都无法代表波兰社会的全部。而法律与正义党的行为与儿童之间的相似性或许只是一种巧合。但这同样能够产生震撼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