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逊殿堂的倒塌

伦敦—在大萧条的阴影下阅读《萨缪尔逊采样器》(The Samuelson Sampler)是为了一撇过去的时代的思维。样本是已故的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1966—1973年间为《新闻周刊》(Newsweek)杂志撰写的每周专栏。

萨缪尔逊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的翘楚:他的著名教科书《经济学》(Economics)在他生前出版了14版,将全世界无数晚辈经济学家引入经济学殿堂。就算不是“新古典综合派”的唯一创始人,他也是这一学派的发扬光大者。新古典综合派结合了新古典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占据经济学主流50年之久。

萨缪尔逊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者,不过有所保留。他反对大部分当时凯恩斯对正统经济学的攻击,认为这毫无必要。他写道,“如果凯恩斯[一开始]做出一个简单陈述,指出他发现假设货币工资……是刚性的,难以向下调整这一假设是符合现实的,那么他的大部分洞见将仍然是站得住脚的。”对萨缪尔逊来说,凯恩斯的真正贡献是他给予政府的防止萧条的工具。

读了《萨缪尔逊取样器》,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发现他这一代经济学家对新经济学(New Economics,美国对凯恩斯主义方法的称呼)解决了衰退和大规模失业问题抱有怎样的信心。萨缪尔逊在其1973年的引论中说,“20世纪30年代萧条死灰复燃的幽灵已经降低到了负概率。”

诚然,小波动仍会发生;但是,如他在1966年所写,“大萧条——互相强化的累积下滑——确实已是过去。”原因在于现在的政府拥有遏制一切初期衰退的工具,尤其是自由裁量财政政策。“对预算来说,重要的是,”他在1970年说,“这是通胀还是通缩,而不是[预算]平衡还是不平衡。”他还说,“理由充分的赤字是一件好事。”如今还有多少经济学家或政治家相信这一点?

由于政府知道如何阻止萧条,选民将坚持要求政府使用这一知识。“如果印钞可以让银行和企业免于灭顶之灾,”他在1966年指出,“那么今天的选民将会保证任何上台的政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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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逊认为,这一点无关于掌权政党的意识形态偏好。共和党的尼克松1968年当选美国总统,靠的是缩减民主党的扩张性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我不是经济决定论者,”萨缪尔逊在1968年11月写道,“但我可以信心满满地预言,尼克松将会利用新经济学,因为在新时代,这是不可避免的。”

确实如此。尼克松没有让经济通缩,而是在1971年让美国摆脱金本位,并采取了工资、价格和进口管制,同时又掷地有声地宣称“在经济问题上,我不是凯恩斯主义者。”

但这是萨缪尔逊最后一次成功的预言。他的《新闻周刊》专栏结束不到十年,被他赞美为永久知识增量的新经济学就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意识形态攻势下狼狈不堪。尽管他坚定地认为选民不会允许萧条回归,但1987年,在英国失业人数达到300万的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史高峰时,撒切尔仍获得了第三次选举胜利。

那么,哪里不对?“仍需在[经济学家]圈子内部澄清的是,”萨缪尔逊在1969年写道,“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合理量化效力之争。”这一问题最终以有利于货币政策的结论结束。

更重要的是,他在1970年指出,“即使是凯恩斯也无法保证人类能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他带着一个未解决的问题离开了我们。我们如何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兼得?”萨缪尔逊不情愿地推论说,需要永久控制物价和工资以阻止成本推动型通胀。“我们的混合经济,”他在1970年写道,“并不知道如何形成能支持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令人满意的收入政策……这就是现代经济学未解决的前沿。”

正也是哈耶克1944年在其《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中首次研究的前沿。哈耶克担心,为维持充分就业而有意为之的政策将导致国家日益侵蚀自由市场和政治自由。正是这一担忧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导致了逐渐放弃混合经济的政策体系——事实上,是废除了混合经济本身。

萨缪尔逊对了一半:政府确实知道如何阻止滑向另一场大萧条。它们在2008年秋和2009年使用了这一知识,因此我们只是经历了大衰退。

但是,与萨缪尔逊所认为的相反,政府无法摆脱对大规模财政赤字的担忧。除了极少数例外,它们没有准备好使用财政政策将经济带出后危机时代的停滞。相反,它们依赖货币扩张,货币扩张在政治上更加容易接受,但效果要差得多,因为它——凯恩斯所预言——因为“数次功败垂成”而大受打击。

更重要的是,政府已经放弃了充分就业的目标。结果,此前认为是保持经济活动平稳的必要条件的所有干涉主义政策也都靠边站了。新经济学也许会短暂地复兴以应对极端情况,但决策者已不再注意防范极端情况的产生。如何在保证自由和效率的同时做到这一点,是如今的“现代经济学未解决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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