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外国对非融资

发自剑桥——高傲自负的西方还能继续无视非洲主权债务危机多久？当非洲国家努力应对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时，与西方政府和各个多边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组谈判已然停滞。虽然债务减免至关重要，但必须牢记的是非洲的很大一部分对外债权都在私人贷款人和中国手里，而这两者并未表现出多少提供救济的意愿。

对于有近4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非洲来说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已成为减贫的主要障碍，因为战争、地区冲突、气候灾害和低迷的全球经济加剧了生活成本上涨。目前该大陆有15亿人口并预计会在2050年前达到25亿。非洲年轻人只需看看智能手机就知道其他国家可以提供更好的机会，因此不太可能继续默默忍受现状。

鉴于这一现实，认为西方可以无限期地免受非洲暴力冲突和经济危机影响的想法显然是幼稚的。无论是通过不断增加的移民、恐怖主义，还是争夺非洲大陆丰富自然资源的代理战争，其后果都会不可避免地波及发达国家。

那么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呢？归根结底，非洲国家必须像过去那些东亚和当前的南亚国家（尤其是印度）一样借助发展经济摆脱债务。正如各亚洲经济体曾效仿日本经济模式那样，非洲也需要一些成功范例来为区内各国树立榜样。

但这样的转变需要花费数年时间。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对外援项目进行彻底改革，将重点放在赠款而非发展贷款上。仅非洲的绿色转型每年就需要至少1000亿美元，其中包括为目前仍然缺乏电力供应的6亿非洲人提供电力这一重要任务。如果美国有能力将1万亿美元投入绿色项目但或许只能取得有限的效果，那么它应该能够将部分投资导向影响可能大得多的非洲。

我们的目标必须是防止非洲国家的债务失控。为此西方各国政府还应进行法律改革，禁止在发达国家法院强制执行主权债务合同。迫使私人贷款人依赖债务国法律体系的做法将激励潜在主权借款人强化自身法律和金融体系以获得贷款人的信任。由于那些体制不完善的国家需要更多时间来自我完善，因此在短期内赠款对于弥合差距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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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提议看起来有些苛刻，但它反映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向外国私人贷款机构借款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那些——来说往往利弊参半。部分原因在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就算不牵涉腐败问题，也会采取短视的借款策略，承担一些对本国人民构成不必要风险的债务。

债务危机正一再阻碍发展进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其2002年出版的《全球化及其愤懑情绪》（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中将这种模式归咎于国际金融机构的行为。但真正的症结在于一个允许外国贷款人通过在纽约和伦敦起诉违约借款人来行使过分巨大权力的法律体系。最终往往不得不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擦屁股。

这就是为什么早在1990年我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杰里米·布洛（Jeremy Bulow）就认为债务纠纷应该交由借款国法院处理。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主权债务破产机制可以被视为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它面临着来自贷款人的阻力——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基金组织会比纽约法院更同情借款人。一些新兴市场政府也反对这一想法，担心自身获得外国贷款的能力会因此受限。

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拉丁美洲的外债经验表明反复出现的危机往往超过了短期借款带来的好处。近年来大多数中等收入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在本国法院裁决主权债务纠纷成功缓解了违约危机，但阿根廷是一个明显的例外。

非洲国家必须采取类似做法并逐步将债务合同交由当地司法管辖。过渡性融资最好来自直接赠款，就像马歇尔计划对战后欧洲所做的那样。但是从发展贷款到赠款的转变必须带来深远影响，将世界银行的项目融资框架重塑为基于赠款的体系。

这当然需要大量的融资承诺，而任何真正解决非洲债务危机的方案都需要中国的参与。但不管怎么样，西方都必须减少这种让非洲本已严峻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的贷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