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少数派

纽约—近年来，《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和其他类似严肃出版物长篇累牍地哀叹、庆祝或冷静分析新自由主义的消亡。你可能认为潮流已经逆转，“自由市场”福音的社会民主主义替代方案已经获得了足够的知识和立法基础，成为传统智慧。

当然，左派似乎已经赢得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说的“阵地战”，即通过“常识”的语言改变世界的体验方式，从而改变政治现实（至少在多数统治地区和政治可能性由被统治者的同意决定的地区）。在美国，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MeToo 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大辞职”、产业政策的复兴，以及新工会主义确实改变了美国人对市场作用的看法。

同样，在 新冠大流行期间，不平等问题以收入再分配的形式找到了答案，而关于就业和教育的新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主流思维。在过去的十年里，破碎的医疗保健系统和劳动力市场使得全民医保（Medicare for All）和巨额基础设施政府支出或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成为绝大多数美国人眼中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对生殖权利的攻击、州级监管之手，以及公民身份范围产生了意识形态反弹，使“进步主义”重新焕发活力，挽救了民主党在州一级的地位。与此同时，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的民意调查证实，与公认的智慧相反，年轻选民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尝试生计和生活两不误时，并没有导向右派：工会和社会主义从未如此受欢迎，即使在传说中的1930年代也要相形见绌。

总而言之，这些意识形态趋势，至少我们可以通过民意调查和投票来衡量它们，既解释了右翼对美国社会主义显然降临的歇斯底里言论，也解释了《经济学人》对自由市场即将消亡的清醒反思。我们似乎确实处于彻底变革的边缘。

但是，如果左翼赢得了阵地战，那么“机动战”——争夺国家机器控制权的竞争，葛兰西认为这是阵地战的结果——不会像自由市场思想那样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相反，保守的、公开反动的社会运动——大多是出于恢复父权制的愿望，并且非常清楚他们正在背水一战——利用他们获得国家权力的机会来控制公众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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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利用州立法机关对文化产业的私营和公共部门（迪士尼世界和教育）进行正面攻击，只是这种做法中最令人震惊的例子。在其他地方，选区划分和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求立法将“保守”政策推广到多数统治、司法裁决或行政否决权的范围之外，已被证明足以完成少数人统治的任务。

这一现实破坏了新自由主义创始人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一直坚持的主张，即自由市场不仅与民主相容，而且是民主的必要条件。毕竟，无论特朗普的共和党现在还在兜售什么，自由企业始终是议程的重中之重。在这一点上，“可悲的人”和牛仔亿万富翁同意，克林顿、奥巴马和拜登政府的华尔街选民也同意，无论他们多么“清醒”。自由市场的理念依然j健在。

如果民主从来都不是新自由主义者所关心的，我们就不能指望这一信条的不守规矩的后代会害怕或羞于以少数人的名义进行统治。新自由主义大厦的建筑师总是将美国对自由和平等的传统承诺视为矛盾。对他们来说，自由（liberty）是契约的自由（freedom of contract），它以自由市场（free market）为前提。因此，任何以机会平等的名义规范市场的企图都是对契约自由的威胁，必须予以反对或禁止。

利用国家权力来规范最私人的企业——比如监督女性身体，或者决定宗教信仰——并不能作为用新自由主义论点武装起来的右翼立法者 “虚伪”的证据。他们竭尽全力限制平等获得选票和阻止工会化也不能。如果实现平等的手段可能让契约自由终结，那么即使平等促进了更民主的政体，也不能容忍它们。

我们中间的新自由主义者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从来都不是自由的，民主总是受制于某些人，他们通过将指定和将保护私有财产保护列为法律最高优先事项来创造、巩固和管理民主。在美国，财产权一直优先于人的权利，尽管开国元勋们在设计一个长青的共和国时努力平衡财产权。这就是为什么罢工可以通过向法官请愿来禁止，但资本外逃却不能：前者威胁到法律现在指定的财产价值，而后者则没有。 

阵地战和机动战表明，问题不在于如何解放市场，而在于自由市场是否能为民主事业服务。民主党建制派仍然受制于自己的新自由主义假设，拼命想避免这个问题，但特朗普的共和党似乎并不在乎这种或那种方式。我们其他人可能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