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最新背水一战

伦敦 - 世界经济是在全球化还是去全球化？1990年 的时候，答案显而易见。共产主义刚刚在中欧和东欧崩溃。 在中国，邓小平正在解放资本主义企业。 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名地宣布了“历史的终结”，他的意思是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取得胜利。

几年前，英国经济学家、自由市场的坚实信徒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警告说，战后国际秩序的政治基础摇摇欲坠，无法支持全球化的经济。 但是在1990年代初期的凯歌声中，人们对这种警告充耳不闻。 毕竟，这是一个“单极时刻”，美国霸权与世界政府别无二致。 这一思想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最后一个政治障碍已被消除。

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被抽象化蒙蔽了双眼，他们本应该更加关注历史。 他们本应知道，全球化总是有起有落。 第一波全球化在1880年至1914年之间发生，通过大幅降低运输和通信成本实现。 到1913年，商品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融合，金本位维持了固定汇率，而资本在帝国保护的保护下得以实现低风险的自由流动。

可惜，这种自由主义和经济融合的黄金时代让位于两次世界大战，中间还有一次大萧条。 贸易萎缩至1800年水平，资本流动干涸，政府为了保护工业和就业而征收关税，实行资本管制，最大的经济体之间被隔离为区域集团。 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进为了构建自己的区域集团，不惜开战。

第二波全球化始于198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数字通信的兴起而加速，现在正在迅速撤退。 全球贸易占GDP比率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61％的高峰下降到2020年的52％，近年来资本转移也越来越受到限制。 随着美国和中国领导的各自地缘政治集团形成，世界经济逐渐从联动转变为碎片化，去全球化方兴未艾。

为了理解为什么全球化第二次破裂，值得重新审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对伦敦的令人难忘的描述。“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种族和文化对立，垄断、限制和排斥的工程和项目，它们即将扮演通往天堂的蛇的角色，” 他在1919年写道：“但仅仅被视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每日新闻上的花边，对于日常社会和经济生活——这些东西基本上已经彻底完成了国际化——几乎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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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代，地缘政治再次有可能打破国际秩序。 正如孟德斯鸠所观察到的，商业有安抚的效果。 但是自由贸易需要能够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强大的政治基础。 否则，正如罗宾斯（Robbins）警告的，全球化就成了零和游戏。 回想起来，未能使联合国安理会真正代表世界人口可能是原罪，是它导致了当前对经济开放的反对。

但是地缘政治并不是第二次全球化崩溃的唯一原因。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1980年代主导了决策，从三种主要方面导致了全球动荡。

首先，新自由主义者无法解决不确定性。有效市场假说 ——认为金融市场平均而言可以对风险正确地定价——为放松管制和盲目决策提供了理论基础，让他们对金融自由化的危险视而不见。 在走向2008年危机的过程中，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专家和多边机构仍声称银行体系是安全的，市场是自我调节的。 回想起来这听起来很荒谬，但类似的观点在今天仍在误导银行今低估经济风险。

其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忽略了全球失衡。 追求市场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加速了制造生产从发达经济体转移到发展中经济体。 但是，违反直觉的是，这也导致了资本从贫穷国家流向富裕国家。 简而言之，中国工人支持了西方的生活水平，中国生产减少了西方的制造业就业。 政府为了应对公众压力，限制与低成本生产国的贸易，这种不平衡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促使世界经济瓦解为对立的经济集团。

最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不平等的加剧无动于衷。 经过四十年的超全球化，减税和财政紧缩，全球最富有的10%人口拥有总财富的76％，而最贫穷的一半人口只拥有2％。 越来越多的财富最终落入技术投机者和欺诈者手中，所谓的“有效利他主义”运动祭出拉弗曲线曲线逻辑，争辩说允许富人变得更加富裕会鼓励他们捐赠慈善事业 。

全球化的第二波退潮会和第一波一样，演变为世界大战吗？ 显然是可能的，尤其是考虑到目前世界领导人缺少理论屏障。 为了防止再次陷入全球混乱，我们需要大胆的想法，可以以布雷顿森林和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经济和政治遗产为基础。 否则可能只是直接还是间接走向世界末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