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圣保罗——法国和英国左翼政党近期的选举胜利或许预示着欧洲的气候政策制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英国的新工党政府制定了多项旨在扩展可再生能源产能的宏大计划，而尽管法国迟迟未能组建执政联盟，但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极右翼势力已被挫败。
我们希望这种势头能够延续到7月24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部长会议上。届时富裕国家将考虑由巴西发起的、每年对全球亿万富翁征收至少2%财富税的开创性提案，而这项税收，再加上预计宣布的新气候融资工具，可以支持在绿色增长、气候适应和应对国家内部不平等方面的投资。
但仅仅靠新的投资工具是不够的。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时学到的那样，单纯市场化的手段并不足以应对一场疫情，也无法解决环境破坏或老生常谈的全球贫富差距问题。即使是富裕国家也开始背离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正统理念。但只要发展中国家仍然受制于这套旧规则，它们就难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经济模式并决定自身命运。
西方自由贸易倡导者们曾经批判中国利用保护主义手段和补贴来支持战略性行业，而今这类法却已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常态。美国借助《通货膨胀削减法》向本国电动车和电池制造业投入数百亿美元，利用国家力量来刺激绿色部门的投资和就业。而虽然应对气候变化是个全球性斗争，但国际贸易规则往往不允许发展中国家以这种方式提升自身产业。比如印尼这个全球最大镍生产国——该金属是电动汽车电池的其中一个关键原料——就因采取工业策略而遭到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惩罚。
因此，尽管新自由主义政策方案在发达经济体中逐渐失宠，但却被重新包装后用于欠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可以依赖税收激励和贷款担保等耗资巨大的产业政策杠杆，而他们的发展中国家同行却无法享受这种奢侈，后者必须在工具和技术能力远不如前者的情况下找到创造就业、减少不平等和实现自身经济体脱碳的途径。
此外，富裕国家正推搡着发展中国家以一种不切实际的速度“跨越”至可再生能源。它们既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有限数量化石燃料的短期需求，也未认识到那些不公平的贸易规则限制了贫穷国家获取廉价绿色技术和资本的能力。而近年观察到的、当更富裕的国家在囤积疫苗、削减援助预算、未能兑现过往气候融资承诺时所反映出的类似权力不平衡状况正是这种双重标准行径的体现。
这种虚伪做派并未被无视。巴西前总统贾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和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等威权民粹主义者都曾分别宣扬说气候政策会破坏经济增长。这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是正确的，但都只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权宜之策。
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自行制定政策，气候投资就能推动就业创造和包容性增长。被要求实现经济绿色化的政府需要灵活的优惠融资，而它们也将受益于构建在《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公约》等近期成果基础上的国家和国际进步性税收机制，比如这项公约就是由发展中国家主导，旨在实现税收规则的民主化并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封闭俱乐部中收回控制权。
新自由主义的衰落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合作设计一个新范式的契机。通过设计一些能将绿色战略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的国家主导型模型，它们可以保护气候议程免受威权机会主义者的攻击。正如资本主义存在不同类型，绿色发展的路径也是多种多样的。
以墨西哥为例，这个制造业强国和石油生产国刚刚将克劳迪娅·辛鲍姆（Claudia Sheinbaum）这位气候科学家选为总统。她的政府计划向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136亿美元，目标是在2030年前用零碳能源满足本国50%的电力需求。如果一切顺利，这些努力应能促进就业创造并减少不平等，同时借助国有企业去支持绿色技术的部署。令人振奋的是，刚宣布成立的负责科学与创新的新部级机构也可以支持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巴西同样在为发展中国家开创绿色政策方面处于带头地位。在摆脱了博索纳罗的扰乱性统治后，现任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的政府正在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税收改革。如果它能有效协调其产业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目标和类似生态转型计划（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Plan）的绿色倡议，那就有望在国内推动一个强劲的绿色增长议程，同时作为本月二十国集团会议和明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的主办国来扩大其地区和全球影响力。
我们可以在新自由主义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气候正义和社会公平的新世界，但是需要一套由中低收入国家引导、积极塑造和维护的新经济架构才能在这方面取得成功。一个更公平的全球秩序需要有一些更富有活力、更积极主动的国家去设计和执行那些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减少不平等和实现脱碳的政策。
发自圣保罗——法国和英国左翼政党近期的选举胜利或许预示着欧洲的气候政策制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英国的新工党政府制定了多项旨在扩展可再生能源产能的宏大计划，而尽管法国迟迟未能组建执政联盟，但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极右翼势力已被挫败。
我们希望这种势头能够延续到7月24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部长会议上。届时富裕国家将考虑由巴西发起的、每年对全球亿万富翁征收至少2%财富税的开创性提案，而这项税收，再加上预计宣布的新气候融资工具，可以支持在绿色增长、气候适应和应对国家内部不平等方面的投资。
但仅仅靠新的投资工具是不够的。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时学到的那样，单纯市场化的手段并不足以应对一场疫情，也无法解决环境破坏或老生常谈的全球贫富差距问题。即使是富裕国家也开始背离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正统理念。但只要发展中国家仍然受制于这套旧规则，它们就难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经济模式并决定自身命运。
西方自由贸易倡导者们曾经批判中国利用保护主义手段和补贴来支持战略性行业，而今这类法却已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常态。美国借助《通货膨胀削减法》向本国电动车和电池制造业投入数百亿美元，利用国家力量来刺激绿色部门的投资和就业。而虽然应对气候变化是个全球性斗争，但国际贸易规则往往不允许发展中国家以这种方式提升自身产业。比如印尼这个全球最大镍生产国——该金属是电动汽车电池的其中一个关键原料——就因采取工业策略而遭到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惩罚。
因此，尽管新自由主义政策方案在发达经济体中逐渐失宠，但却被重新包装后用于欠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可以依赖税收激励和贷款担保等耗资巨大的产业政策杠杆，而他们的发展中国家同行却无法享受这种奢侈，后者必须在工具和技术能力远不如前者的情况下找到创造就业、减少不平等和实现自身经济体脱碳的途径。
此外，富裕国家正推搡着发展中国家以一种不切实际的速度“跨越”至可再生能源。它们既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有限数量化石燃料的短期需求，也未认识到那些不公平的贸易规则限制了贫穷国家获取廉价绿色技术和资本的能力。而近年观察到的、当更富裕的国家在囤积疫苗、削减援助预算、未能兑现过往气候融资承诺时所反映出的类似权力不平衡状况正是这种双重标准行径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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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虚伪做派并未被无视。巴西前总统贾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和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等威权民粹主义者都曾分别宣扬说气候政策会破坏经济增长。这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是正确的，但都只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权宜之策。
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自行制定政策，气候投资就能推动就业创造和包容性增长。被要求实现经济绿色化的政府需要灵活的优惠融资，而它们也将受益于构建在《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公约》等近期成果基础上的国家和国际进步性税收机制，比如这项公约就是由发展中国家主导，旨在实现税收规则的民主化并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封闭俱乐部中收回控制权。
新自由主义的衰落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合作设计一个新范式的契机。通过设计一些能将绿色战略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的国家主导型模型，它们可以保护气候议程免受威权机会主义者的攻击。正如资本主义存在不同类型，绿色发展的路径也是多种多样的。
以墨西哥为例，这个制造业强国和石油生产国刚刚将克劳迪娅·辛鲍姆（Claudia Sheinbaum）这位气候科学家选为总统。她的政府计划向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136亿美元，目标是在2030年前用零碳能源满足本国50%的电力需求。如果一切顺利，这些努力应能促进就业创造并减少不平等，同时借助国有企业去支持绿色技术的部署。令人振奋的是，刚宣布成立的负责科学与创新的新部级机构也可以支持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巴西同样在为发展中国家开创绿色政策方面处于带头地位。在摆脱了博索纳罗的扰乱性统治后，现任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的政府正在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税收改革。如果它能有效协调其产业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目标和类似生态转型计划（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Plan）的绿色倡议，那就有望在国内推动一个强劲的绿色增长议程，同时作为本月二十国集团会议和明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的主办国来扩大其地区和全球影响力。
我们可以在新自由主义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气候正义和社会公平的新世界，但是需要一套由中低收入国家引导、积极塑造和维护的新经济架构才能在这方面取得成功。一个更公平的全球秩序需要有一些更富有活力、更积极主动的国家去设计和执行那些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减少不平等和实现脱碳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