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campaigned on a promise to take a confrontational approach to China, with tariffs as his weapon of choice. But unless his administration adopts a measured approach, his plans may end up harming American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undermining US democracy, or even leading to military confrontation.
日内瓦——
近日来,食品价格飙涨和食品安全担忧已经引发了全球焦虑。家长们强烈地感到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而对于全世界最贫困人口来说,由于他们将收入的一大半用于食品支出,因此受到的冲击也最大,多年来在消除贫困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有可能出现倒退。
食品价格频创新高的背后似乎有着不可阻挡的因素——大量国家饮食结构向高蛋白转变、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生物燃料使用量增加以及气候变迁。这些因素的存在意味着食品价格高企的状态将会延续。如果不能缓解供给压力,饥饿和营养不良将愈演愈烈。
显然,从中期和长期看,食品生产投资必须加大。不过全球领导人手里其实有现成的解决供给困难的工具:扩大贸易。有些人可能对此心存疑虑,但其背后的逻辑是显而易见且无可辩驳的。
贸易是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的传送带。贸易使食品得以从充足之地流向不足之地。贸易使食品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得以将食品出口给食品生产受资源限制拖累的国家。
比如,能够进入食品供给链使得沙特阿拉伯决定停止实施了30年之久的国内小麦生产补贴计划。这一计划不但花费甚巨,而且要动用大量珍贵的水资源,因此沙特决定到2016年将之完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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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促使此类决定出台的国际贸易传送带被破坏,结果将是市场动荡。这就是印尼——全世界最大的水稻和玉米生产国——最近决定降低农产品进口贸易壁垒的原因。
如今,农产品贸易受到的扭曲与其他商品比起来要大得多。扭曲贸易的补贴、高进口关税以及出口限制法案好比是传送带齿轮中的砂子,使得食品进入市场的难度和成本大增,家庭获得食品的难度和成本也随之水涨船高。
比如,出口限制直接加剧了食品危机。事实上,有分析师认为这是2008年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看来,出口限制是2008年食品价格飙升的唯一最重要原因,其时国际水稻贸易量较2007年的峰值减少了7%(至200万吨)。同样,2010~2011年谷物价格上涨也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因严重旱灾而采取出口限制密切相关。
大多数人若是知道了如今国际谷物市场有多浅都会感到惊讶。被用于国际贸易的水稻只占全球产量的7%,小麦和玉米的出口量分别只占总产量的18%和13%。增加贸易约束将严重威胁到食品净进口国,政府甚至担忧会因此导致饥荒。
采取出口限制的国家大多有着相同的理由:它们不愿意见到自己的人民挨饿。于是问题变为:有哪些替代方案能够让它们达到这一目标?答案包括增加全球食品产量、构筑更好更强的社会安全网、加大食品援助,以及(如果可能的话)增加食品储备。
全球贸易谈判多哈回合的一项成果或许可以构成应对食品危机中长期措施的一部分——移除让食品供给面模糊不清的多种限制和扭曲。多哈协议能够显著降低发达国家的补贴,正是这些补贴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还将发展中国家生产商完全排除在某些商品的市场之门之外。其中最坏的一种补贴——出口补贴将被完全取消。
多哈协议还将降低关税,但会保留一定的“弹性”,从而使消费者更容易获得食品。总的来说,生产越有效率,食品产量就越高,国际市场也会因此变得更深、更公平。
简言之,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方面,贸易是“解决”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