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人们经常采用一种论点来呼吁采取行动应付气候变化。这一论点听起来挺有道理，但是实际上几乎是骗人的。这一论点的基础是比较采取行动的代价和无所作为的代价，而全球几乎所有的政坛人物都使用这一论点。
例如，欧洲委员会主席巴罗索在今年早些时候提出欧盟应对气候变化建议的时候就采用了这一论点。欧盟承诺到2020年的时候将其二氧化碳的排放削减20%。欧盟委员会自己估计其成本是每年大约600亿欧元，大约为其GDP的0.5%。明显这是一个巨大的代价，相当于欧盟总成本提高至少50%。而且，还有可能更高(欧盟委员会以前估计成本是目前估计的一倍)。
但是巴罗索的关键论点是：“与无所作为相比，这一成本还是低的”。实际上，他预计无所作为的代价“甚至可能接近GDP的20%”。(他们从来就没有注意这一估计本身就大大偏高；大多数的模式估计损失为大约3%)。
这样大家就清楚了。当然，政坛人物们理应愿意花GDP的5%来避免20%的损失。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你一旦认识到巴罗索是在比较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时，你不会如此认为了。
相当于GDP5%的花费减少排放微不足道(如果欧盟各国都在本世纪内实际履行其要求，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将下降大约4%)。这只是在本世纪末的时候降低气温升高百分之五摄氏度(相当于百分之九华式度) 。如此，欧盟雄心勃勃的规划就不会停止甚至大幅度影响全球气候变暖。
换一句话来说，如果巴罗索担心在2010年的时候损失20%的GDP，那么，本世纪每年0.5%的花费根本无济于事。而我们还是要在本世纪末的时候支付这一代价，只是我们是在前九十年把我们自己搞得更穷而已。
这种手法是有效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假定采取行动将会抵消无所作为的影响，而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如此。如果我们采用更为小规模的行动来代替巴罗索的提议的时候就更为如此。
例如，欧盟决定在其总部大楼上树起一个镶满钻石的风力涡轮机，这一机器每年可以减少一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成本是十亿美元，但是欧盟说这一成本与在气候变化上无所作为相比较还是非常便宜的。气候变化带来的代价将会是以万亿来计算。很明显，这一价值十亿美元的风车并不抵消气候变化带来的数以万亿计的损失，而我们还是要在本世纪莫的时候付出这些损失。
欧盟的论点就像是向一个腿坏疽的人推销一种五万美元的阿斯匹林，并且说与无所作为、断腿相比较这还是很值得。当然，这一阿斯匹林并不防止这一后果。无所作为的论点一叶障目，因为这让我们建议使用阿斯匹林并且忽视那些灵巧有效、可以确实保住腿的行动。
同样，现在集中精力低效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也是无知的，因为在遥远的将来所要付出的代价实际上无法避免。这让我们无法集中精力制定长久战略，例如有可能确实以远远更低的代价解决气候变化的能源研发投资。
如果巴罗索是孤家寡人的话，我们或许还可以放过他的论点。但是，有影响力的政坛人物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同一论点。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在经济上是有利的”，因为“无所作为的经济后果对我们大家都是巨大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认为“无所作为的代价远远高于有所作为的代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说过同样的话，有据可查。在美国，麦凯恩和奥巴马都使用无所作为的代价作为支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关键原因。
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费恩斯坦说，我们应当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因为加利福尼亚饮用水源大多数来自于积雪，而这些积雪到2050年的时候将会由于全球变暖而减少40%。但是她却没有告诉我们，即使以高昂的代价大幅度减少排放，到2050年的时候对积雪融化的影响还是无法衡量。相反，我们或许应该投资于水储存设施。
同样，政坛人物着急地说，到2050年的时候北极熊的数量将会大幅度减少。然而他们只是利用这一点来支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却没有告诉我们这样做对于北极熊的数量没有可以衡量的效果。相反，我们应当停止每年捕杀300头北极熊。
无所作为的论点让我们在应付气候变化几乎无济于事的政策上投入巨大的资源，从而把这些资源偏离了本可以有所效果的政策。
如果医生建议采用极为昂贵而又没有效果的阿斯匹林来治疗腿坏疽是因为阿斯匹林的成本要低于断腿的代价，那么我们将永远不会接受。那么，为何我们在辩论人类历史上代价最为高昂的公共政策决定的时候会容忍这样虚假的论点呢？
哥斯达黎加圣何塞-人们经常采用一种论点来呼吁采取行动应付气候变化。这一论点听起来挺有道理，但是实际上几乎是骗人的。这一论点的基础是比较采取行动的代价和无所作为的代价，而全球几乎所有的政坛人物都使用这一论点。
例如，欧洲委员会主席巴罗索在今年早些时候提出欧盟应对气候变化建议的时候就采用了这一论点。欧盟承诺到2020年的时候将其二氧化碳的排放削减20%。欧盟委员会自己估计其成本是每年大约600亿欧元，大约为其GDP的0.5%。明显这是一个巨大的代价，相当于欧盟总成本提高至少50%。而且，还有可能更高(欧盟委员会以前估计成本是目前估计的一倍)。
但是巴罗索的关键论点是：“与无所作为相比，这一成本还是低的”。实际上，他预计无所作为的代价“甚至可能接近GDP的20%”。(他们从来就没有注意这一估计本身就大大偏高；大多数的模式估计损失为大约3%)。
这样大家就清楚了。当然，政坛人物们理应愿意花GDP的5%来避免20%的损失。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你一旦认识到巴罗索是在比较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时，你不会如此认为了。
相当于GDP5%的花费减少排放微不足道(如果欧盟各国都在本世纪内实际履行其要求，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将下降大约4%)。这只是在本世纪末的时候降低气温升高百分之五摄氏度(相当于百分之九华式度) 。如此，欧盟雄心勃勃的规划就不会停止甚至大幅度影响全球气候变暖。
换一句话来说，如果巴罗索担心在2010年的时候损失20%的GDP，那么，本世纪每年0.5%的花费根本无济于事。而我们还是要在本世纪末的时候支付这一代价，只是我们是在前九十年把我们自己搞得更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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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手法是有效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假定采取行动将会抵消无所作为的影响，而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如此。如果我们采用更为小规模的行动来代替巴罗索的提议的时候就更为如此。
例如，欧盟决定在其总部大楼上树起一个镶满钻石的风力涡轮机，这一机器每年可以减少一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成本是十亿美元，但是欧盟说这一成本与在气候变化上无所作为相比较还是非常便宜的。气候变化带来的代价将会是以万亿来计算。很明显，这一价值十亿美元的风车并不抵消气候变化带来的数以万亿计的损失，而我们还是要在本世纪莫的时候付出这些损失。
欧盟的论点就像是向一个腿坏疽的人推销一种五万美元的阿斯匹林，并且说与无所作为、断腿相比较这还是很值得。当然，这一阿斯匹林并不防止这一后果。无所作为的论点一叶障目，因为这让我们建议使用阿斯匹林并且忽视那些灵巧有效、可以确实保住腿的行动。
同样，现在集中精力低效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也是无知的，因为在遥远的将来所要付出的代价实际上无法避免。这让我们无法集中精力制定长久战略，例如有可能确实以远远更低的代价解决气候变化的能源研发投资。
如果巴罗索是孤家寡人的话，我们或许还可以放过他的论点。但是，有影响力的政坛人物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同一论点。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在经济上是有利的”，因为“无所作为的经济后果对我们大家都是巨大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认为“无所作为的代价远远高于有所作为的代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说过同样的话，有据可查。在美国，麦凯恩和奥巴马都使用无所作为的代价作为支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关键原因。
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费恩斯坦说，我们应当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因为加利福尼亚饮用水源大多数来自于积雪，而这些积雪到2050年的时候将会由于全球变暖而减少40%。但是她却没有告诉我们，即使以高昂的代价大幅度减少排放，到2050年的时候对积雪融化的影响还是无法衡量。相反，我们或许应该投资于水储存设施。
同样，政坛人物着急地说，到2050年的时候北极熊的数量将会大幅度减少。然而他们只是利用这一点来支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却没有告诉我们这样做对于北极熊的数量没有可以衡量的效果。相反，我们应当停止每年捕杀300头北极熊。
无所作为的论点让我们在应付气候变化几乎无济于事的政策上投入巨大的资源，从而把这些资源偏离了本可以有所效果的政策。
如果医生建议采用极为昂贵而又没有效果的阿斯匹林来治疗腿坏疽是因为阿斯匹林的成本要低于断腿的代价，那么我们将永远不会接受。那么，为何我们在辩论人类历史上代价最为高昂的公共政策决定的时候会容忍这样虚假的论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