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G20和IMF做个婚姻咨询

伯克利——国际货币基金（IMF）和二十国集团（G20）的关系是既相互依存又冲突不断。就像一对经常掐架的夫妻，看似没法儿再过，却谁也离不开谁。

今年11月，韩国将主持G20峰会，在此峰会前夕，这对“夫妻”的关系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自从1997~1998年危机以来，亚洲各国政府大多对IMF敬而远之。

因此，韩国政府能够率先探讨IMF宗旨改革的话题，其胆识颇为可敬。这种探讨，将大大启发国际社会去思考，如何设计新的国际贷款机制。

IMF的危机预防机制，第一个环节是国情监测，其依据是IMF协定第四条款。在实践中却存在一个问题，条约中的要求往往被贴上“充分注意”的标签束之高阁：各国政府接受归接受，传达归传达，回头还是依然故我。

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有关条款基本上忽略了国内政策对其他国家乃至国际体系的影响。根据第四条款对美国次贷泡沫期的监测很少提到，此类放贷行为可能会给国际金融市场造成什么样的风险。关于中国的第四条款监测报告同样也很少提到该国货币政策对全球收支失衡的影响。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IMF最近尝试发布了一些所谓“外溢报告”，重点关注跨国效应。然而，如果作为溢出效应主要源头的各大国不合作，很难说这种分析工作上的进步能否真正促成实践上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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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款还责成IMF去监督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运作”。IMF要让这付条约骨架长出些许血肉来，现在可是最后的机会。应当要求IMF的工作人员和管理层每两年编制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报告，以评估经常账户收支和汇率的可持续性，以及成员国外汇储备的充盈和过剩程度。该报该还应就消除收支失衡作出政策建议，规定就何种汇率和储备变化应当出台那些调整政策。

由IMF公布哪些货币被高估，哪些被低估，哪些被严重错配，这在政治上恐怕过于敏感。不过，它可以规定一个评估区间。如果这一步行得通，它就可以进一步出台更为有力的裁决。

为了更好地贯彻IMF双重宗旨的另外一半，IMF已经释出信号，表明它将增募资金，从2009年4月伦敦G20会议上通过的7500亿美元增加到1万亿美元。2010年春季，光是为了帮助南欧，IMF就许诺了3000亿美元。显然，它需要更多的弹药。

但是，除了增加资源之外，IMF还需要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在韩国的大力支持下，它正准备推出一个紧急授信额度（PCL）计划。这是对其现有的所谓灵活授信额度（FCL）的一种拓展和延伸。通过这种工具，拥有优质信用记录的国家能自动获得信贷资源，而无需接受种种麻烦的条件。

不幸的是，迄今只有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波兰三个国家成功申请过FCL。其他国家逡巡不前，要么是担心不够资格，要么是仍旧对跟IMF的不愉快合作经历耿耿于怀。

把FCL的“拥有优质信用记录”这个门槛放低到PCL的“拥有良好信用记录”，将有助于打开这个死结。申请PCL的国家需要符合较少也较温和的条件。比如支付略高一些的利息以避免道德风险。创伤记忆的问题也有可能得到解决，只要授权IMF单方面指定一些国家，向其开放这种创新的融资渠道即可。

FCL的一个潜在问题是，如果IMF取消了一些获得预授权国家的资格，那又该怎么办？投资者可能会将此视作有关国家政策剧烈恶化的一个信号，乃至蜂拥出逃。可以通过设计一种与授权机制来减少这种危险，不要简单地同意或拒绝，而是提供多种工具供有关国家选择，让它们可以在情况有所变化时在不同品种之间做出调整。

然而，这是否就足以消除由IMF的某个决定（例如对某国恶化的政策作出回应）引发一场危机的风险呢？答案并不明显。魔鬼在细节中。真希望在11月的首尔G20会议前，看见一个详细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