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特区—新冠状病毒大流行已让世界各地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几乎停滞。但这也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下降，一些大城市的天空几十年来首次变得干净清洁。
但“去增长”并不是避免环境灾难的可持续战略。人类保护自己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不是通过减少经济活动，而是应通过使其更有弹性、活力和可持续性的方法。
目前的大流行有力地证明了忽视灾难性尾部风险的代价。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虽逐渐显现，但至少其与新冠状病毒造成的风险一样大。尽管国际社会准确地将其努力重点放在当前的卫生和经济危机上，但也不应忽视这一威胁。
鼓舞人心的是，近年来绿色技术成本的迅速降低，提高了太阳能和风能等清洁能源的竞争力。只要政策制定者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并为取消化石燃料补贴提供一个长期框架，创造出可靠的长期利润预期，投资者就可能愿意承担绿色投资的固定成本。
事实上，这些技术进步意味着，气候保护和经济进步之间的权衡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要小得多。即使成本效益计算排除了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空气污染等直接造成的负面外部效应，绿色投资在经济上显然也是可行的——即使没有补贴也是如此。事实上，像太阳能和陆地风能这样的可再生能源，最近成为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最实惠的选择。
但是，这种竞争力能否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化石燃料价格暴跌的情况中保持下去，仍有待观察。4月下旬，美国基准原油价格跌破每桶20美元，这是199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天然气的价格也在暴跌。尽管随着产油国减产，油价可能会小幅回升，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油价仍可能保持低迷状态。
尽管油价下跌将提振消费者的财务状况(相对而言，低收入家庭受益更大)，但这将使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下降，而此时的世界本应推动气候友好型复苏。此外，长期低迷的油价和天然气价格也会阻碍对清洁技术研发的投资，从而降低绿色能源在未来的竞争力。
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油价暴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通过征收或增加碳税、降低政治成本来推进气候政策。2014年末，当油价从当年6月每桶108美元的高点跌至45美元时，我们中的一位建议政策制定者抓紧时间开征碳税。由于影响汽油等政治敏感石油产品的税收只会部分抵消油价大幅下跌的影响，因此这些措施面临的阻力将比以往小。
如今的情况甚至更糟，因为油价已跌至远低于当时的水平。尽管征收高额碳税后，化石燃料的用户价格仍将维持在历史低位，但征收碳税将削弱这些超低价格对可再生能源竞争力的负面影响，从而使气候友好型复苏更容易实现。
我们不应失去这个机会，因为世界正处于气候变化的关键时刻。从大流行引发的经济崩溃中复苏将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新一轮投资。这些投资是急于恢复“常态”，或为可持续弹性增长奠定基础，将决定地球的未来。
举例来说，对每公吨碳征收200美元的税（相当于每公吨二氧化碳征54美元），将导致美国汽油价格每加仑上涨不到50美分，目前美国汽油的平均价格不到每加仑1.80美元。尽管征收了相当大的碳税，但作为大多数国家政治上最敏感的变量（如法国的“黄背心”抗议活动所表明的那样），加油站的汽油价格仍将保持在新冠状病毒之后的历史低位，每加仑约为2.30美元。此外，通过将碳税与石油价格挂钩来实现碳税的灵活性，可以使碳税成为一种自动稳定器。例如，石油价格每上涨5美元/桶，碳税就可以降低，但幅度要小一些，以部分地减轻消费者增加的成本。同样，油价每下跌5美元/桶，税收就会提高一些(但仍然很少)。
这样，碳价格就会随着气候政策的总体进展而逐步上升，同时缓解消费者对油价波动的担忧，并增加财政收入。正如我们其中一位在2016年解释的那样，一旦碳税实施，“它将成为汽油(和其他产品)定价中一个很少被注意的、在政治上没有争议的一个产生深远利益的部分。”
当然，碳定价必须在各个行业和经济体间生效，以便为缓解气候变化的努力提供直接的价格激励，并补充监管标准和其他措施。例如，虽然石油仍在运输部门占主导地位，但天然气现在是发电的主要来源。但是，尽管天然气比燃油清洁得多，但仍会排放二氧化碳，因此必须用可再生能源来替代，才能实现净零排放。即使电动汽车完全取代了汽油驱动的汽车和卡车，它们的清洁程度仍将取决于为它们提供动力的电力。
气候政策必须解决许多其他相关问题，并使用一系列手段。碳定价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但是，今天的超低油价并没有阻碍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反而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来加强工具包中的定价部分，并确保大流行后的复苏有助于创造一个长期的气候适应型经济。
Translated by Zhang Peiqi from Intellisia Institute
华盛顿特区—新冠状病毒大流行已让世界各地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几乎停滞。但这也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下降，一些大城市的天空几十年来首次变得干净清洁。
但“去增长”并不是避免环境灾难的可持续战略。人类保护自己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不是通过减少经济活动，而是应通过使其更有弹性、活力和可持续性的方法。
目前的大流行有力地证明了忽视灾难性尾部风险的代价。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虽逐渐显现，但至少其与新冠状病毒造成的风险一样大。尽管国际社会准确地将其努力重点放在当前的卫生和经济危机上，但也不应忽视这一威胁。
鼓舞人心的是，近年来绿色技术成本的迅速降低，提高了太阳能和风能等清洁能源的竞争力。只要政策制定者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并为取消化石燃料补贴提供一个长期框架，创造出可靠的长期利润预期，投资者就可能愿意承担绿色投资的固定成本。
事实上，这些技术进步意味着，气候保护和经济进步之间的权衡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要小得多。即使成本效益计算排除了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空气污染等直接造成的负面外部效应，绿色投资在经济上显然也是可行的——即使没有补贴也是如此。事实上，像太阳能和陆地风能这样的可再生能源，最近成为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最实惠的选择。
但是，这种竞争力能否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化石燃料价格暴跌的情况中保持下去，仍有待观察。4月下旬，美国基准原油价格跌破每桶20美元，这是199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天然气的价格也在暴跌。尽管随着产油国减产，油价可能会小幅回升，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油价仍可能保持低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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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油价下跌将提振消费者的财务状况(相对而言，低收入家庭受益更大)，但这将使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下降，而此时的世界本应推动气候友好型复苏。此外，长期低迷的油价和天然气价格也会阻碍对清洁技术研发的投资，从而降低绿色能源在未来的竞争力。
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油价暴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通过征收或增加碳税、降低政治成本来推进气候政策。2014年末，当油价从当年6月每桶108美元的高点跌至45美元时，我们中的一位建议政策制定者抓紧时间开征碳税。由于影响汽油等政治敏感石油产品的税收只会部分抵消油价大幅下跌的影响，因此这些措施面临的阻力将比以往小。
如今的情况甚至更糟，因为油价已跌至远低于当时的水平。尽管征收高额碳税后，化石燃料的用户价格仍将维持在历史低位，但征收碳税将削弱这些超低价格对可再生能源竞争力的负面影响，从而使气候友好型复苏更容易实现。
我们不应失去这个机会，因为世界正处于气候变化的关键时刻。从大流行引发的经济崩溃中复苏将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新一轮投资。这些投资是急于恢复“常态”，或为可持续弹性增长奠定基础，将决定地球的未来。
举例来说，对每公吨碳征收200美元的税（相当于每公吨二氧化碳征54美元），将导致美国汽油价格每加仑上涨不到50美分，目前美国汽油的平均价格不到每加仑1.80美元。尽管征收了相当大的碳税，但作为大多数国家政治上最敏感的变量（如法国的“黄背心”抗议活动所表明的那样），加油站的汽油价格仍将保持在新冠状病毒之后的历史低位，每加仑约为2.30美元。此外，通过将碳税与石油价格挂钩来实现碳税的灵活性，可以使碳税成为一种自动稳定器。例如，石油价格每上涨5美元/桶，碳税就可以降低，但幅度要小一些，以部分地减轻消费者增加的成本。同样，油价每下跌5美元/桶，税收就会提高一些(但仍然很少)。
这样，碳价格就会随着气候政策的总体进展而逐步上升，同时缓解消费者对油价波动的担忧，并增加财政收入。正如我们其中一位在2016年解释的那样，一旦碳税实施，“它将成为汽油(和其他产品)定价中一个很少被注意的、在政治上没有争议的一个产生深远利益的部分。”
当然，碳定价必须在各个行业和经济体间生效，以便为缓解气候变化的努力提供直接的价格激励，并补充监管标准和其他措施。例如，虽然石油仍在运输部门占主导地位，但天然气现在是发电的主要来源。但是，尽管天然气比燃油清洁得多，但仍会排放二氧化碳，因此必须用可再生能源来替代，才能实现净零排放。即使电动汽车完全取代了汽油驱动的汽车和卡车，它们的清洁程度仍将取决于为它们提供动力的电力。
气候政策必须解决许多其他相关问题，并使用一系列手段。碳定价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但是，今天的超低油价并没有阻碍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反而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来加强工具包中的定价部分，并确保大流行后的复苏有助于创造一个长期的气候适应型经济。
Translated by Zhang Peiqi from Intellisia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