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eph E. Stiglitz, a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and University Professo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s a former chief economist of the World Bank (1997-2000), chair of the US President’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and co-chair of the High-Level Commission on Carbon Prices. He is Co-Chair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th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Taxation and was lead author of the 1995 IPCC Climate Assessment. He is the author, most recently, of The Road to Freedom: Economics and the Good Society (W. W. Norton & Company, Allen Lane, 2024).
纽约—“如果事实和理论不符,那么就改理论,”老话如是说。但往往保持理论改变事实才更容易——或者说,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其他支持紧缩的欧洲领导人是这么认为的。尽管频繁被事实打脸,他们仍拒绝接受现实。
紧缩失败了。但紧缩的辩护者仍要以极其脆弱的证据宣布胜利“经济不再崩溃,因此一定是紧缩见效了!但如果以此为准,我们可以说跳下悬崖是最好的下山方式;毕竟,下坡之势被止住了。
但所有的衰退总有重点。成功不能用复苏终于发生这一事实来衡量,而应该用复苏多快、衰退创造的伤害多大来衡量。
从这些标准看,紧缩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我们日益明确地看到,欧盟经济体再次面临着停滞甚至三次探底,失业高居创纪录的水平,许多国家的人均真实(经通胀调整的) GDP仍低于衰退前水平。即使在德国等表现最好的经济体,2008年以来的增长也变得非常缓慢,若是换作其他时期,只能用凄凉来形容。
受冲击最大的国家则陷入了萧条。除此之外你找不到其他词汇来形容西班牙和希腊的经济了——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无法找到工作,年轻人的这一比例更是超过50%。说解药正在起效,因为失业率下降了几个百分点或者能够看到一丁点儿微弱的增长迹象,就好比是中世纪理发师宣布放血疗法起了效果,因为病人还没有死一样。
从1980年以来欧洲温和增长出发,我测算今天的欧元区产出比2008年不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形要低15%以上,这意味着光是在今年,损失就高达1.6万亿美元,累计损失则超过6.5万亿美元。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一缺口还在扩大而不是缩小(按理说缺口应该减小,因为随着经济收复失地,增长通常要快于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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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长期衰退正在拖累欧洲的潜在增长。理应积累技能的年轻人没有这样做。压倒性证据表明,与充分就业时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轻型相比,他们面临着显著更低的终身收入。
与此同时,德国正在强迫其他国家跟进削弱经济——以及民主的政策。如果公民一再将选票投给政策变革——并且很难找出比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对人民的影响更大的政策了——却被告知此事由其他国家决定,他们别无选择,那么民主和对欧洲工程的信任都将遭到打击。
三年前,法国人把选票投给了改变道路。但他们得到的却是又一波有利于商业的紧缩。经济学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理论是平衡预算乘数——同时增加税收和支出能刺激经济。而如果课税目标是富人而支出目标是穷人,该乘数将非常大。但法国的所谓社会主义(socialist)政府却在降低公司税、削减支出——这一组合几乎肯定会削弱经济,但它得到了德国的赞扬。
人们寄希望于更低的公司税能刺激投资。纯属无稽之谈。拖累投资(不管在美国还是在欧洲)的是缺少需求,而不是高税率。事实上,由于大部分投资通过债务融资,而利息偿付可以抵扣应税项目,因此公司税水平对投资几乎没有影响。
类似地,意大利被鼓励加快私有化。但总理伦齐明智地认识到以跳楼价出售国家资产无济于事。长期考虑而不是短期金融之急才是决定私人部门行为的因素。决策应该基于哪些活动效率最高、最能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比如,试水养老金私有化的国家无不发现代价沉重。美国的医疗体系私有化程度最高,但效率堪称全世界最低。这些问题很困难,但很容易看到,低价出售国有资产不是改善长期金融健康的好办法。
更加悲剧的是,欧洲的所有苦难——为了有利于人为造成的阴谋欧盟服务——根本毫无必要。尽管紧缩没有奏效的证据一天比一天多,但德国和其他鹰派仍在加倍下注,根据早已站不住脚的理论赌欧洲的未来。为什么还要为经济学家提供更多事实证明这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