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产业政策离不开产业专家

发自剑桥——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边缘化之后，产业政策近年来重新成为了经济辩论热点，美国、欧盟和中国都在大力推动战略行业的发展。就连曾经对产业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也转而对此表示支持。

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显而易见。新冠疫情和各类地缘政治冲击——特别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导致供应短缺并加剧了通胀。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清洁能源技术的变革性突破引发了美中等大国之间围绕这些快速发展领域统治地位的争夺。

而更大的问题则在于当今的产业政策如何才能取得成功。毕竟各类国家干预手段在1970年代的失败正是20世纪末转向市场驱动型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因。当时政府为促进国家“冠军”企业的发展往往会扶持一些缺乏竞争力的行业或过时技术。鉴于政客们仍然极易受到企业游说和造势活动的左右，凭什么这次就会不一样呢？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政策制定者必须抵制自身挑选获胜者的冲动，无论是对特定企业还是某些受青睐的技术。遗憾的是政客们往往会被有钱有势的高管们所迷惑，尤其是在这个财富激增且对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知之甚少的时代。

更糟糕的是如今许多政客并不像其前辈那样拥有从商经验，因此容易轻信那些企业和高管为寻求政府支持而许下的承诺。

这种时常存在的风险凸显了独立且有力的反垄断执法的重要性。尽管独立的竞争管理机构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防范企业游说行为的保障，但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市场集中度的上升表明竞争规则的实施其实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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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时代已经变了。美国总统乔·拜登认识到市场力量不断增强带来的风险并因此采取了更积极的反垄断政策，而欧盟和英国则引入了旨在规范数字市场的新立法框架。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必将改变全球经济，因此保持这一势头对于确保新进入者和新兴公司拥有创新和发展的空间至关重要。

跟各类竞争激烈的开放市场一样，产业政策在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能帮助政府抵御企业的不当影响。但政策能否取得成功则取决于对特定行业面临之挑战和机遇的细致理解。

遗憾的是战后时期政府机构所特有的机构专业知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减少。以英国为例，目前商业和贸易部的前身机构的高级官员曾对汽车工业等关键行业有着深入了解。他们熟悉整个供应链上的各个企业，与高层管理人员保持直接关系，精通最前沿的管理实践和技术创新。许多人是工程师出身，这让他们对所监管的行业有着极其宝贵的见解。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产业政策被放弃，这些专业知识也基本流失殆尽。许多经验丰富的官员因为自身角色重要性逐渐降低而离开了公共服务部门。而如今这些高级公务员们则要负责监管范围广大的多个行业，致使其几乎不具备任何特定行业知识。

要使产业政策产生效果，政策制定者必须超越当前政策辩论中常见的那些关于国家优势的模糊言论。相反，他们应该关注本国已被证明具备明显比较优势的具体产品、服务和技术。而这类针对特定行业的专业知识才是任何成功产业政策所必不可少的。

如果缺乏这些技能，当今的产业政策可能无法在支持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和维护市场竞争之间取得“既要又要”式的平衡。换句话说它们可能在容易过分受到企业利益影响的同时缺乏有效指导国内产业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见解。

毋庸置疑，掌握制定有效产业政策所需的专门知识是一项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长期工作。但随着世界逐渐摆脱市场和政府各自为政的过时观念，政策制定者必须掌握与国内产业合作所需的专门知识和技能。虽然能力建设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但它对于确保新产业政策的成功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