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满情绪的全球化

发自纽约——十五年前，我出版了《全球化及其不满情绪》一书，试图解释发展中国家为何会对全球化如此不满。很简单，许多国家认为这个制度是被“操纵”来对付它们的，而且还把全球贸易协定专门提出来作为体现特别不公平状况的事例。

如今对全球化的不满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激起了一股民粹主义浪潮，而那些引领这一浪潮的政客也声称这个体制对自己的国家不公平。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认定美国的贸易谈判者当年肯定是中了墨西哥人和中国人的圈套。

试问一个本应为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所有民众造福的体制为何会沦落到四处人人喊打？怎么可能出现一份对各方都不公平的贸易协议？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人来说，特朗普的主张就像特朗普本人一样可笑。撰写全球化规则和创建全球化机构都是美国人。尽管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有所减弱（对特朗普来说似乎还不够弱），但在其中一些机构中——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拥有否决权。

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在超过1/4个世纪以来密切关注贸易谈判的人来说，很显然美国的贸易谈判者已经获得了大部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问题则在于他们究竟想要什么。他们的议程是由大企业闭门捣鼓出来的。这是一个由大型跨国公司撰写的议程，而付出代价的则是全世界的劳动者和普通公民。

事实上，我们经常会觉得那些遭遇工资下调和岗位撤销的劳动者只是受到了间接伤害——他们只是无情的经济发展进程巨轮下的一群无辜且无从躲避的受害者。然而对依然发生的一切还存在另一种解释：全球化的目标之一就是削弱工人的议价能力。企业想要的是更便宜的劳动力，而它们也已经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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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解释有助于解释贸易协定中某些令人费解的方面。比如为何发达国家会放弃了它们其中一项最大的优势——法治呢？事实上，最近几项贸易协议中所包含的条款给予了外国投资者比美国投资者更多的权利。比如说如果政府实施了一个伤害到这些企业最终盈利状况的规定，那么无论这个规定多么令人满意，或者无论企业会在规定缺失的情况下会造成多大危害，它们都会得到补偿。

对于全球化的全球性不满情绪有三种反应。第一种可称之为拉斯维加斯的策略是把过去二十五年来那套全球化赌注翻倍。这个赌注，就像所有对业已证明的失败政策（例如滴流经济学）的赌注一样，是基于一种或许未来某个时候就能取得成功的寄望。

第二种回应是特朗普主义：脱离全球化，希望这样做能以某种方式回到过去的那个世界。但是贸易保护主义是行不通的，因为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业就业人数正在下降，原因很简单：生产率增长超过了需求增长。

即使制造业能回归，就业机会也不会随之而来。包括机器人在内的先进制造技术意味着创造出的少数工作将需要更高的技能，将被安置在那些与流失就业岗位所在地不同的地点。然而就像前面的双倍下注一样，这种做法注定失败，还会进一步激发那些感觉被抛弃者的不满。

特朗普甚至在他所宣称的减少贸易赤字目标上也将遭遇失败，这是由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距所决定的。现在共和党已经在为亿万富豪实行减税问题上得偿所愿，但由于美元升值，国民储蓄将会下降而贸易赤字将会上升（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通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被称为“双胞胎”赤字）。特朗普可能不喜欢这一点，但正如他即将逐渐意识到的那样，就算你是一个全球最有权势的人，有些事情也是无法控制的。

还有第三种方法：无保护主义政策下的社会保护，也是各个北欧小国的做法。它们知道自己作为小国必须保持开放，但也知道保持开放会使劳动者面临风险，因此必须订立一个社会契约去帮助劳动者从旧工作转向新工作，并在此期间提供一些帮助。

北欧国家是非常民主的社会，所以它们知道除非能让大多数劳动者将全球化视为有利因素，否则就无法持续下去。而这些国家的富人也认识到，如果让全球化以其应有的状态去运作，那么就有足够的好处去腾挪转移。

美式资本主义近年来被打上了贪婪无止境的烙印——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充分的证据。 但正如一些国家所表明的那样，市场经济可以采取某些可以缓和过度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形式，为大多数公民提供更可持续的增长和更高的生活水平。

我们可以从这样的成功中得到教益，正如我们可以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什么不该做的那样。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不能管理好全球化让其能造福于全球，那么来自北半球的新不满者和南半球的旧不满者的反弹就有可能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