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持全球化的好处？

罗马—在过去几年中，许多人和他们的领导人都认为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祸害，必须通过加强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来清理。这是一个趋势的急转弯，就在不久前，全球化还被广泛认为是一股积极的力量。什么发生了变化？为什么？

全球化的关键要素包括商品、劳动力和资本跨境流动性增强，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给经济带来总体收益。自由贸易让各国能够利用比较优势，提振所有参与方的经济表现和前景。移民能够为（比如）老龄化的社会注入多元化和活力，同时帮助移民来源国脱贫，比如通过侨汇。外国直接投资（FDI）能创造就业、刺激研发、产生税收收入、增强竞争。

问题在于这些收益未必得到了广泛共享。比如，移民可能给目标国低技能工人造成薪酬压力。取消贸易壁垒让公司能够将经营活动转移到低工资市场，从而也会造成类似的效应。即便是跨境投资，也有其弊端，比如国内竞争者无法与外国人一较高下。

这些因素引起了许多国家不平等性加剧。比如，在美国，锈带——从密歇根到东宾夕法尼亚的制造业地区——低薪工人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工资停滞，而金融和科技行业——华尔街和硅谷——高技能工人薪酬急剧升高。尽管经济开放整体上有利于体征经济，但显然也需要确保收益更加平等地分配，或至少不会对某些群体造成无差别伤害。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实施再分配政策，这通常可以通过税收制度实现。但这些政策在政治上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实现。许多进步派政客都领略过这一教训，包括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2016年竞争民主党总统提名人选时，他提出要重视解决人民对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状的失望，而主要手段就是再分配。结果他以失败告终。

在政治上比较有效，但对经济和社会不利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民粹主义者的方针。特朗普的解释简单粗暴，利用了选民的恐慌和失望（比如指责移民或贸易盈余国），同时，他装作解决问题并不难（比如只要通过筑墙和进口壁垒就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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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将锈带工人的挣扎归咎于国际竞争。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技术取代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但这一点常常被忽视，因为它更难妖魔化。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采取了极端的、不合道德的反移民政策，比如最近收回的在南部的美墨边境上将移民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分开的政策。

类似地，在许多欧洲国家，对全球化的攻讦被转移为针对移民的恶毒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也日益受到抵制。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选民都选择了矛头直指移民的政客。2016年英国退欧公投部分反映了人们反对欧盟内部的人员自由流动。

通过鼓励单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包括极权主义，对全球化的抵制不但让各国无法获得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还破坏了自二战以来保持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国际合作结构的基础。

当然，扭转这一趋势需要明确拒绝践踏民主价值观的政策，否决鼓吹和实施这些政策的领导人。但它还要求解决全球化的真正的消极效应——首先就是过于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在这方面，碳价和国际金融交易的“托宾税”很有裨益。在我的国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政府也许需要考虑直接提高工资。

当今全球化的世界远远算不上完美。但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特别是如果它们成为否认移民的基本人权的借口的话。旨在获得开放性的好处——以及确保这些好处得到广泛共享——的平衡政策也许不是现今政治上最讨巧的政策；但它们能够让经济和社会的明天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