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危机之中

巴黎—三月中那一天（3月15日，古罗马人会在这一天结算债务），全世界60个国家的年轻人将开展罢课，要求世界领导人为气候变化采取更加迫切的行动。年轻人被迫为他们因为其他人的选择而蒙受的苦难而发出声音，这是一场悲剧；但与此同时，看到他们为改变历史进程而迸发出来的力量和激情让人深感欣慰。

关于气候危机的代际不公平的担忧，是当今关于不平等的担忧的一部分。追随与与他教名相同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1979年被尊称为生态守护神）脚步，教宗方济各在他2015年5月的教皇通谕中观察道，“我们所面临的不是两场不同危机，即一场环境危机，一场社会危机；我们面临着一场复杂的危机，它既是社会危机，也是环境危机。”

这意味着做出必不可少的生态可持续的经济转型决不能忽视当今很多人已经面临的问题。但正如气候变化和不平等性问题是不分彼此，它们的解决方案也不能割裂。比如，采用可再生能源同样可以带来巨大的健康收益，创造就业岗位，改善其他社会福利指标。事实上，据《柳叶刀》委员会（Lancet Commission），“遏制气候变化可能是21世纪最大的全球健康机会。”

年轻一代已经认识到，我们的经济体系不能在以权衡为逻辑基础了，现在必须遵循社会环境协同的逻辑。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决策者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

以美国提出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为例。绿色新政是为了解决加剧今天的生态危机的“系统性不公平”而提出，系统不公平的首当其冲者是“前沿弱势群体”。这些人口所蒙受的艰难和灾害——他们中包括儿童、老人、穷人和许多少数族裔——终将降临在我们所有人头上，如果我们继续盲目放纵地破坏栖息地的话。

或者也可以看看众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联署的公开信，要求出台经济学家詹姆斯·博伊斯（James K. Boyce）所提出的“碳红利”。平心而论，这一政策有助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但要想获得成功，它必须包括确保最脆弱群体不会因为引入碳定价而受损的措施。说起来，最近法国所爆发的游行可以说给考虑这条路的决策者提供了充分的警示。环境政策必须同时也是社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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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社会环境协同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的国家是中国。如今，中国政府的治污政策已经开始收到成效，多地人民开始享受空气质量改善的好处。据能源政策研究所（Energy Policy Institute）最近发布的空气质量生活指数（Air Quality Life Index），持续暴露在空气中的悬浮颗粒中可能导致受影响社区期望寿命缩短。但通过减少本地污染，特别是在城市地区，中国不但改善了公民的福利，也降低了全球二氧化碳污染。

欧洲决策者也支持采取切实方案推动可持续平等的目标。比如，欧洲议会社会党和民主党进步联盟承认“不平等是一个环境问题，正如环境破坏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据此，它提出了一些建议减少重型制造业和农业等重要部门的排放，同时对受影响最大的社区予以支持。

顾名思义，所有围绕社会环境协同所设计的政策将产生不平等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共赢”。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它们也有益于当前和未来人类。

事实是，我们的社会如果能够更加可持续，就会变得更加公平；如果能够更加公平，就能变得更加可持续。因为不平等而出现社会和政治分裂的社会无法做好面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环境冲击的准备。随着生态条件的持续恶化，我们有可能会看到新旧不公平的爆发。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子孙后代？”据说格鲁乔·马克斯（Groucho Marx）曾经这样问道，“他们为我们做过什么吗？”3月15日，全世界年轻人将提醒我们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欠子孙后代的债越滚越大，年轻人所要求的通过帮助我们自己帮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