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要比看上去更加脆弱

发自巴黎/温哥华——当前的经济前景呈现出一种奇怪的自相矛盾状况。当以技术和能源为首的全球市场为短期高额利润而欢欣鼓舞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个月的春季会议却显得格外阴沉。这两个习惯发表不痛不痒言论的全球性机构发出了强烈警告，提示说经济割裂的风险正日益增大。

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可以在一个基于近200个国家主权实体的地缘政治体系内运作的理念向来是一定程度上的理想主义的体现。或许这更像是某种狂想。这种奇怪的联姻在1930年代就曾崩溃过，而由此产生的分裂状况则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但理想主义并未消亡，全球体系随后在商定的规则、共享的国际机构、一定程度的相互宽容和危机管理的基础上得以重建。从一开始安全方面的考虑就被尽可能地与经济区隔开来，但这一点在1990年代开始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当时有好些采用截然不同制度的国家开始融入全球经济。

但如今这一体系的基础正在迅速崩塌，全球经济一体化似乎已经陷入倒退。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最近解释的那样，经济割裂可能会对贸易产生深远影响，比如降低效率收益，增加宏观金融动荡风险。这种割裂状况还可能减少流向全球南方的资本，破坏全球公共产品——包括气候行动——的供应。

有五个关键因素正在推动这种割裂趋势。首先，不断上升的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了不信任，也削弱了那些系统重要性国家的合作意愿。虽然政策制定者很少承认这一点，但在台湾问题上的争端——也是中美竞争的一根导火索——很可能会拖垮全球经济体系。

其次，各主要国家正日益让安全因素左右经济政策，一些国家采取了扩张性行动以确保生产投入品、基础设施和技术的获取。虽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各国必须保持克制。全球化是一步步实现的，而以安全为动机的措施——它们几乎肯定会引发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的升级行为——所推动的去全球化进程很可能是快速且难以把控的，并因此催生严重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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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经济割裂的第三个因素是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不断加深的裂痕。当许多国家还在与新冠疫情的遗留问题作斗争并应对气候变化时，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公共和私人支持已然崩塌。几十年来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差距逐步缩小的趋势似乎被打断了，全球南方国家的不满情绪正在增加。2023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净资金额已转为负值并将在2024年进一步恶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全球南方国家不愿或拒绝在关键地缘政治问题上（比如因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对其实施制裁）支持西方。

这种割裂状况也反映了气候风险和灾害的迅速升级。随着各类“百年一遇”洪水、特大火灾和干旱灾害不断增加，许多国家在未来几年内都面临着不稳定风险，而对应的全球“安全网”却尚未就位。同时正如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迪克（Dani Rodrik）指出的那样，各国都在争夺绿色技术的主导权而非携手努力加快进度。

最后，人工智能的指数级增长正在助长国家竞争而不是所需的全球合作。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达伦·阿斯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所说，必须要出台法规、政策和制度去确保人工智能去创造而不仅仅是破坏就业机会。而全球南方国家也需要在人工智能监管工作中拥有发言权。

当然全球经济体系仍有许多韧性来源。正如最近由印尼、印度和巴西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所表明的那样，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仍然致力于相互依存和全球治理。此外私营部门仍旧是以相互依存为特征。我们仍然拥有专门的国际组织、全球教育网络和一个全球公民社会。

但我们决不能低估未来的危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未来数月和数年将迎来一系列冲击和危机。如果各国领导人都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去确保自己比对手更具优势，那么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就可能解体。这一进程的发展速度可能会让政策制定者措手不及，而从经济痛苦到社会动荡再到放弃全球共同规则的路径很可能被证明并不漫长。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各国领导人都专注于战争、权力斗争、社会紧张局势和政治两极分化，因此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不愿向拯救一体化全球经济的措施投资，更不用说加强其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存续性风险的能力了。但历史、经济理论和当前的经验趋势都表明这是一个错误。

即使我们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出现部分崩溃，那也将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因为这将破坏对全球公共产品的投资。对于那些担心移民会对本国造成影响的政治家来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不在应对气候变化、扭转荒漠化和减少贫困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在2050年以前可能会有数百万人试图横渡地中海。

国家安全必须是政策制定者优先考虑的问题。但是“保障”经济安全的措施必须和改善与竞争对手的沟通和投资全球公益事业的努力相结合。为此世界各国领导人应利用二十国集团和其他多边机构去强化支持集体治理的工作组和机构，重点关注管理人工智能风险、应对气候变化以及避免我们赖以生存的全球经济体系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