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萧条和金融危机的成因

发自纽约——眼下已是纪念雷曼兄弟破产十周年之时，但关于此次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以及人们是否已经吸收了足够教训以避免下一次危机的争论却仍未平息。但展望未来，更事关重大的问题在于，引发下一次全球经济衰退和危机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又会在何时引发呢？

鉴于美国财政赤字庞大，中国正在推行宽松财政和信贷政策，欧洲仍处于复苏之路，当前的全球扩张势头可能会持续到明年。等到2020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条件就会成熟，随后就是一场全球性经济衰退。

引发这场新危机的原因有十个，请让我一一道来：首先，当前推动美国年增长率高于其2％增长潜力的财政刺激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刺激措施将在2020年耗尽，随之而来的中度财政放缓会把经济增长率从3％拉至略低于2％。

其次，由于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时机有问题，美国经济现在已经过热，通胀正在超出目标。因此到2020年，美联储将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从目前的2％提高到至少3.5％，这可能推高短期/长期利率以及美元汇率。

与此同时，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也在上升，而油价上涨也在加剧通胀压力。这意味着其他主要央行将追随美联储实施货币政策正常化，这将减少全球流动性并对利率施加上行压力。

第三，特朗普政府与中国、欧洲、墨西哥，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升级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和通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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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其他美国政策将继续增加滞涨压力，促使美联储进一步加息。政府正在限制内部/外部投资和技术转让，而这将破坏供应链。政府限制了保持增长所需的移民流入，使得美国人口进一步老龄化，此外还阻碍了对绿色经济的投资，也缺乏基础设施政策去解决供给侧的瓶颈问题。

第五，世界其他地区的增长可能会放缓——而且越多国家对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发起报复，情况就越严峻。中国必须放慢增长速度以应对产能过剩和过度杠杆化，否则就将触发硬着陆。本已风雨飘摇的新兴市场将继续感受到美国保护主义和货币环境收紧的压力。

第六，由于货币政策紧缩和贸易摩擦，欧洲也将出现增长放缓。此外，意大利等国家的民粹主义政策可能导致欧元区内产生无以为继的债务事态发展。政府与持有公共债务的银行之间尚未解开的“死循环”将放大这个风险分担机制有问题的不完全货币联盟的现有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下一轮全球经济衰退可能促使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完全退出欧元区。

第七，美国和全球股市泡沫化。眼下美国的市盈率已经比历史平均水平高出50％，私募股权估值过高，低收益率和负期限溢价也使得政府债券变得过于昂贵。由于美国企业杠杆率达到历史高位，高收益信贷也变得日益昂贵。

此外，许多新兴市场和一些发达经济体的杠杆率明显过高。商业和住宅房地产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太过昂贵了。随着全球风暴不断积聚成型，新兴市场股票，商品和固定收益持有物的价格修正将继续。随着具有前瞻性的投资者开始预测到2020年增长放缓，市场将在2019年之前对风险资产进行重新定价。

第八，一旦出现修正，流动性不足和紧急/降价抛售的风险会更大。经纪商-经营商的做市和囤货行为也会减少。过度的高频/算法交易将增加“闪电式崩溃”的可能性。而固定收益工具则更加集中于开放式交易所交易和专用信贷基金。

在出现避险情绪的情况下，拥有大量美元计价负债的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金融部门将不无法最终求助于美联储。随着通胀上升和政策正常化的推进，也无法指望中央银行能提供像前几年危机后那样的支持。

第九，特朗普在最近增长率为4％时就已经在抨击美联储。那么试想如何在2020年大选之年增长率跌至不到1％且就业流失增加的情况下他会如何表现。尤其是如果民主党今年重夺众议院的话，特朗普就很可能忍不住要去人为制造外交政策危机来“转移注意力”。

由于特朗普与中国的贸易战已经开打，同时又不敢惹拥有核武器的朝鲜，他的最佳目标会是伊朗。通过挑起与该国的军事对抗，他将引发一场与1973年，1979年和1990年的油价飙升大同小异的滞胀式地缘政治冲击。毋庸多言，这将使得即将到来的全球经济衰退更为严重。

最后，上述特大风暴一旦席卷而来，应对它的政策工具将非常缺乏。财政刺激的空间已经受到大规模公共债务的限制。动用更多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可能性将受到臃肿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捉襟见肘的削减政策利率空间所限。在那些民粹主义运动高涨且政府近乎破产的国家，金融部门的救助行动将是无法容忍的。

具体在美国来说，立法者限制了美联储向以美元计价负债向非银行和外国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的能力。在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使得推动欧盟层面改革并创建必要机构来应对下一次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努力更加无以为继。

2008年时各国政府手中还握有防止经济自由落体式下跌所需的政策工具，而必须直面下一次经济衰退的政策制定者却将受到束缚，而且总体债务水平还要高于上次危机期间。当一切最终降临时，下一次危机和衰退可能会比上一次更加严重而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