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时代的欧洲

发自米兰—跟世界其他很多地方一样，欧盟正遭遇着强大的经济逆风。但尽管中国和美国等其他主要经济体都可以相对便利地使用产业政策协助应对挑战，欧盟在这方面却面临着重大的结构性障碍。

就目前而言，欧盟的经济增长缓慢且正在减速，同时集团内部一些经济体的表现比其他经济体更差。另一个障碍是出口增长的驱动力正在减弱，部分原因是来自中国的竞争加剧——后者正迅速进军电动汽车等主要工业领域。

此外，尽管欧洲在气候行动和清洁能源转型方面引领世界的承诺最终可能会产生竞争优势，但它现正成为一项经济障碍，并将在中期内继续产生类似作用——尤其是因为主导出口的是碳密集型工业部门。乌克兰战争加剧了这个问题，不仅提高了能源成本，甚至还迫使欧盟迅速实施能源来源多元化，不再使用俄罗斯化石燃料——这是一个代价极其高昂的过程。因此欧洲的碳价格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还有一个问题在于欧洲的科技行业，与美中两国相比欧洲的科技行业还不发达。超级平台、云计算、超级计算和先进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出现在欧洲的经济和科技版图中。其后果是深远的：这些都是高增长部门和结构变化的重要驱动力，也是一个经济体实现长期福祉所倚仗的生产率提升来源。
 

要想在技术上取得进展就得扩大规模。比如训练最先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需要大量的算力。虽然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可能会降低这一领域的要求，但那些认为有限的算力不会阻碍进步的想法是一个错误的赌注。无论如何，那些超级平台是目前唯一拥有所需算力的实体（美国联邦政府或许是个例外）。

同时主导科技投资的是美国联邦政府——而非美国各州。虽说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总量在2022年达到3.6万亿美元，比除德国以外的所有欧盟国家的经济规模（约4万亿美元）都要大，但美国没有一个州——甚至是加州——能负担得起支持半导体研究、开发、制造和劳动力发展的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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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认识到联邦制下的权力下放是导致投资不足的一个原因。这种状况还导致效率低下，因为州一级的投资总不免要以当地参与者为目标，而联邦投资则是根据更广泛的经济中的竞争优势进行分配的。在当前背景下如果不进行大规模的结构转型就意味着相对停滞，权力下放的成本尤其高。不仅科技行业如此，国家安全和国防也是如此。

这就是欧洲面临的问题。当中国和美国借助规模优势推行包括对关键行业进行大规模投资的产业政策之时，欧盟却难以效仿，原因是其分散化的财政政策和限制政府补贴工业的规定。

欧盟的2021年复兴措施基金（一项总额为7230亿欧元，旨在缓解新冠肺炎疫情的最严重影响，并在数字时代推进结构变革、增长和稳定的计划）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它其实存在多项严重缺陷。

试想一下，倘若美国《芯片与科学法》和（名称存在误导性的）《通胀削减法》所规定的所有投资都按照各州的规模比例分配并按照预先批准的提案进行部署，同时所有50个州都被要求在发放任何资金之前提交提案，那么它们显然是低效的——但这基本上就是欧洲复兴措施基金采取的方法。

但重点不是要批评复兴措施基金——它本来是为应对一系列迫在眉睫的共同挑战而设立的，而且事实证明它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欧债危机的各项财政应对措施都更具建设性。相反这是为了凸显与欧洲长期公共投资相关的制约因素。

如今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欧洲投资计划；但与欧洲复兴措施基金不同的是，它既不能是有限的，也不能是暂时的。如果欧洲要在21世纪实现增长和活力，就必须扩大联邦型投资并使之永久化。它们应该通过发行欧盟主权债务来筹集资金并集中管理。

在最近一篇评论文章中，前欧洲央行行长、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认为欧洲财政联盟有望形成，因为自欧元诞生以来“所需要的财政一体化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欧洲需要在“短时间内”动员“大量投资”——国防、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而不是实现联邦财政的“稳定”。尽管这并不要求完全的财政集中（也没有任何联邦结构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它确实意味着欧洲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将那些可以产生共享利益的公共产品的关键投资联邦化。

这将极大增强各欧洲经济体的竞争力和活力，使之避免陷入长期停滞。更具体地说这将有助于确保欧盟内部那些有才华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获得发挥其潜力所需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