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鱿鱼游戏经济

发自首尔—Netflix上的一部韩国反乌托邦电视连续剧《鱿鱼游戏》已经成为了全球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与夺得2020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寄生虫》一样，《鱿鱼游戏》凸显了韩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而这种状况目前也存在于许多（甚至是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之中。

有人可能没料到韩国也会受到这种不平等状况的困扰，因为该国以往的高增长和低不平等状况是“东亚奇迹”的核心（见表）。在1960年至1990年期间该地区的经济印证了所谓的库兹涅茨假说，即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初会加剧不平等，但这种状况会在随后的持续扩张中得到改善。然而这种平等化增长在21世纪初（甚至更早之前）就停止了。

[图表]

今时今日的韩国资本主义制度似乎变得更加邪恶了——这或许是因为它一直在向自由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靠拢，而后者则与投资疲软、增长缓慢和高度不平等相关。事实上近期数据表明韩国和日本都在向盎格鲁-撒克逊阵营靠拢。比如在全球范围内最顶端那10%人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都有所增加，但在美国和东亚却尤为显著。在2010年代美国的比例最高，超过45%，紧随其后的就是韩国（45%）和日本（40%）。

世界不平等实验室编制的《2022年世界不平等报告》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趋同论。该报告显示韩国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为33000欧元（折合37250美元）——与英国（32700欧元）相近，比法国（36300欧元）略低，高于意大利（29100欧元）或日本（30500欧元）。但在收入不平等方面，韩国收入最高的那10%人平均比收入最低的50%人多14倍——这个数字与美国（17）或日本（13）相近，而与意大利（8）、法国（7）和瑞典（6）相去甚远。

此外，韩国的GDP增长在过去20年中逐渐减速，走上了日本的老路。在经历了1980和1990年代每年6~7%的扩张后，韩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2000年代初降至约5%，然后在末期降至3.7%，2010年代初为3.4%，末期进一步跌到2.8%。我的同事金世稷（Se-Jik Kim）甚至提出了一个“定律”，即韩国的潜在GDP增长率每五年就会下降一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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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什么推动了东亚经济体向美国模式靠拢？答案之一可能是金融化，这也是美国资本主义长期以来的一个主要特征，即金融部门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股息支付超过了企业的利润再投资额。

自从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将金融化作为换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的其中一项条件后，该国的经济模式就开始逐步向美式股东资本主义倾斜。韩国最初的改革之一是彻底开放金融市场，取消了股票回购禁令，并鼓励更多的股息支付——这与东亚地区保留利润再投资的传统做法背道而驰。

投资在韩国GDP中所占的份额自此以后下降了5%，也减少了国内增长和新增就业岗位。与此同时韩国股票持有量中外国投资者所占的份额从1990年代中期的不到5%跃升至2000年代初的约40%。

虽然许多人长期以来将低股息支付视为在韩国企业估值“打折”因素的原因之一，但三星等韩国头部企业现在正在采用美国的做法，向股东支付约40%的净利润。三星自2017年开始每季度派发股息，而不是每年一次——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每年派发股息曾被视为东亚资本主义优于盎格鲁-撒克逊短期主义的一个优点。

但东亚资本主义现在需要挽回这种失衡局面。在这方面政策制定者们可以向已经启动多项改革去遏制股东资本主义负面影响的欧洲学习。比如在2015年欧洲议会就颁布了多项公司治理改革方案，允许欧盟企业给予持股超过两年的股东更多投票权或支付更多股息。

同理，美国也允许新上市的公司发行赋予其创始人特殊投票权的双重股权。这使得包括谷歌和脸书在内的许多高科技企业能够从长期管理的视角展开运营并积极推进创新项目。

而这种好处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韩国电子商务平台Coupang在今年早些时候决定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而非本国的KOSDAQ。为此韩国国会终于有望通过一项拖延已久的法案，允许初创企业或中小型企业——但不包括大企业或财阀——发行双重股权类股票。

东亚国家应当将新冠危机视为一个遏制金融化和恢复其制造业实力以重塑其经济的契机，因为正是这一点在过去带来了高增长和更大的公平。但是该地区的经济体不应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要采纳一种涵盖股东和利益相关者模式要素的混合模式。同时这样的改革也要符合韩国企业界大力支持的各项全球环境、社会和治理原则。

虽然东亚向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靠拢看似令人震惊，但数据不会说谎。通过采取正确的措施，政策制定者可以协助确保该地区的经济前景能比当前显示的更加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