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社会责任

剑桥—五十年前，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阐述了一个观点：“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 这就是后来人们知晓的弗里德曼学说。他于1962年在出版的著书《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提出了这一主题。他在书中指出，企业对社会的“唯一”责任是在法律规则内追求利润。

弗里德曼学说在我们的时代留下了印记。它让自由资本主义合法化，而这种资本主义造就了经济不安全感，加剧了不平等、地区分歧、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问题。最终，这也导致了来自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强烈抵制。对此，许多大企业以发起企业社会责任回应，尽管有些也只是嘴上说说。

今年的另一个周年纪念也反映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想法。20年前发起的联合国全球契约直接回击了弗里德曼学说，试图说服企业为更广泛社会利益效劳。156个国家运营的11，000多家公司已签署了协议，并在人权、劳工和环境标准以及反腐败领域做出了承诺。

约翰·鲁杰(John Ruggie)是在制定和管理全球契约倡议发挥关键作用的学者，他将全球契约和类似的举措描述为帮助企业发展社会身份的跨国努力。这些倡议能够通过促进行为规范，使企业能够自我监管。鲁格认为，企业填补了由国家政府和国际公共组织传统监管形式衰落所造成的真空，因此也是实现市场和社会再平衡的重要工具。

哈佛大学的瑞贝卡·亨德森（Rebecca Henderson) 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泽伊内普·托恩(Zeynep Ton)等知名商业学科教授一直在声明，保护环境及员工符合企业领导人的长期利益。一年前，美国商业圆桌会议也顺应了潮流，修订企业宗旨声明，承诺不仅向股东，还向“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客户、供应商和社区提供价值。该声明由近200家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签署，而这些企业的市值超过13万亿美元。

然而，尽管私营部门加大了对企业社会责任倡议的支持，但依靠企业自身被点醒从而追求利益的有效性仍不得而知。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卢锡安·别布丘克(Lucian Bebchuk) 和罗伯托·塔拉里塔(Robert Tallarita) 在最近的一项分析中，提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反面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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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布丘克和塔拉里塔得出结论，认为商业圆桌会议等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修辞性的公共关系举措”。这些举措并没有反映在实际的公司治理实践中，也没有考虑到，若涉及利益相关者时所需作出的艰难权衡。此外，此类举措可能会“给利益相关者带来虚幻希望”，最终适得其反。因此，规范企业对待员工、当地社区和环境的政策仍然至关重要。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理论的支持者不一定贬低政府的作用。一些人，比如亨德森，认为对社会负责的企业会让政府更容易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换句话说，政府监管和企业利益相关者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别布丘克和塔拉丽塔所宣称的替代关系。

但是，要是企业强大到能够自己制定法规，那该怎么办呢？《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最近写道:“我曾经认为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对的。但我已经改变主意了。”沃尔夫解释说，弗里德曼学说的缺陷在于，认为企业追求利润的游戏规则不是通过民主过程形成的，而是受到金钱的“主导影响”所形成。由此，企业通过捐款颠覆政治进程，破坏了规则。

但就算像沃尔夫所建议的那样摆脱金钱政治，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是因为，所谓的认知把控和金融把控同等重要。监管和决策机关需要详细了解企业面临的环境、可用的选项及其这些选项可能如何演变。在环境监管、金融、消费者安全、反垄断或贸易政策方面，政府官员将控制权让给了企业，因为是企业决定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方式。这使他们有能力决定如何定义问题，考虑采用哪些解决方案，以及使用的技术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以上足够的投入，企业就难以发挥影响，最终政府很难制定受社会认可的基本规则。因此，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监管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将由政府当局设定，并在与企业不断迭代合作的过程中得到完善甚至修订。尽管要真正做到公私平衡实属困难，但我们在技术推广、食品安全和水质监管等领域都看过这类合作的成功例子。

然而最终，解决这个难题的唯一真正办法是让商业活动本身变得更加民主。这意味着需在企业治理方面，给予员工和当地社区直接的发言权。只有当企业与其影响到的人们共同发声时，它们才能成为社会公益的可靠伙伴。

Translated by Siow Jing Yi from Intellisia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