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苗与美国国家利益

坎布里奇-一个世纪前，一场流感疫情杀死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多的人。今天，新冠疫情杀死的美国人也超过了自1945年以来美国所有战争之和。然而，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当时的科学尚无流感病毒疫苗，但现在一些公司和国家已经打造出新冠疫苗。

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一些富裕民主国家为半数以上的成年人接种了疫苗，新发病例和死亡人数大幅减少。其他地方，如印度、巴西和非洲部分地区，疫苗接种率低，新发病例和死亡率很高。《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估计 ，这场疫情在全球的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000万人左右，是国家当局报告的官方数字的三倍多。

鉴于这些严峻的统计数据，富裕国家的领导人是否应该在国内接种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出口疫苗，帮助外国接种？当前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优先"时，坚持的是民主理论，即领导人被赋予捍卫和促进选举他们的人民的利益的委托。我在我的书《道德重要吗？》（Do Morals Matter?）中指出，关键问题是领导人如何界定国家利益。短视的交易型定义（如特朗普）与更广泛和有远见的定义之间存在着重大道德差别。

想想杜鲁门总统在二战后对马歇尔计划支持。杜鲁门没有一战后那样，勉强坚持要求美国的欧洲盟国偿还战争贷款，而是将美国GDP的2%以上用于帮助欧洲经济复苏。这一进程使欧洲人能够合作规划欧洲复兴，产生了对他们有利，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防止共产党控制西欧）的结果。

采用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措施为穷国人民接种疫苗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原因有四个。首先，这符合美国人的医疗利益。病毒不关心他们杀死的人的国籍。病毒寻求的是宿主，便于它们繁殖，也寻求大量未接种人口，便于它们发生突变和进化出新变种，逃脱我们的疫苗所产生的保护效果。现代旅行意味着变种跨越国界只是时间问题。如果出现能够逃脱我们最好的疫苗的新变种，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开发一种针对新变种的增强疫苗并重新接种，从而导致更多的死亡和对美国医疗体系的更大的压力，还会带来封锁和经济损失。

疫苗马歇尔计划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第二个理由来自我们的价值观。一些外交政策专家将价值观与利益对立起来，但这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我们的价值观是我们最重要的利益之一，因为它们告诉我们，自己是怎样一个民族。和大多数人一样，美国人比外国人更关心他们的国民共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他人的痛苦漠不关心。很少有人会忽视因为溺水者用外语呼救而忽略他。领导人在民主政体中受到公众舆论的制约，但在制定政策方面往往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而且拥有大量资源来影响公众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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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二个国家利益相关的第三个国家利益是软实力——通过吸引力而不是胁迫或撒钱来影响他国的能力。如果其他人认为我们的政策是良好和合法的，美国的价值观就可以成为软实力的源泉。

大多数外交政策将软硬实力相结合。例如，马歇尔计划依靠的是硬经济资源和撒钱，但它也创造了一个善意和远见的声誉，吸引了欧洲人。正如挪威政治学家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所言，美国在战后欧洲的角色可能类似于一个帝国，但它是一个"受邀的帝国"。通过提供疫苗来帮助穷国的政策，以及帮助穷国开发医疗系统的能力，将增加美国的软实力。

最后是地缘政治竞争。中国很快认识到，其软实力受到新冠起源于武汉的传言的影响。不仅病毒的起源不明确，而且在危机的早期阶段，中国的审查和否认导致危机不必要地加剧，直到其专制封锁成功取得成功。此后，中国在世界许多地区积极开展新冠外交。

通过向其他国家捐赠医疗设备和疫苗，中国一直在努力将国际叙事从指责转变为吸引。拜登政府一直在追赶，宣布将发放6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以及2000万剂额外的辉瑞、摩德纳和强生疫苗。此外，拜登政府还承诺为世界卫生组织的COVAX便利提供40亿美元的资金以帮助穷国购买疫苗，并支持暂时放弃知识产权以帮助穷国发展能力。

简言之，出于符合美国历史、价值观和自身利益的四个理由，美国应该领导一批富裕国家制定一个计划，现在就给世界其他国家接种疫苗，即使它们自己也还没有完成本国的接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