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补偿的自由贸易

伦敦—几乎所有自由派都支持全球化，反对经济民族主义。他们忽视了证据表明，当前形式的全球化与民主危险地互不相容。

在2011年的著作《全球化悖论》（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中，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说，民族国家、民主和全球化互相矛盾：我们可以拥有其中任意两个，但无法同时拥有全部三个（他称之为“三元悖论”）。放眼全球，“民族”正在以民主的名义革全球化的命。

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启动第一轮中国商品关税，而中国以牙还牙时，这一点便已经表露无遗。特朗普还撕毁了两个重要国际贸易条约，并威胁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美国转向经济民族主义的触发因素是贸易赤字随着美国经济复苏而扩大——2017年达到5,660亿美元，并还在增长。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一种正确的感觉：由此导致的经常项目赤字，如果用短期资本流入即“热”钱融资，便不是“良性”的。

经常项目赤字意味着一国进口多于出口。这些超额进口可能导致“好”就业岗位净损失。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六百万制造业岗位消失。锈带造就了特朗普总统。“应该重建密歇根了，我们再也不会让他们把你们的饭碗从密歇根抢走了。”他在2016年对欢呼雀跃的底特律人群说。

特朗普的保护主义也有地缘政治根源。金属进口导致许多防务所需要的企业关门。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计划是一套高科技产业政策，旨在让中国成为未来产业的全球主导者。它严重依赖从美国窃取先进技术。如果中国制造2025取得成功，那么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未来前景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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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严格的经济学理论讲，你的贸易伙伴的政治特征应该是无关紧要的。但在战略竞争的世界中，国际商业可能——也常常——是政策的工具，不应该仅仅因为它与宝贵的自由贸易原则相抵触，就不能在这一环境中使用它。十九世纪经济民族主义“急先锋”弗雷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指出，自由贸易需以世界和平为前提。

有选择的关税对于保护防务相关行业或阻止其他国家窃取尖端科技或许非常有用。但作为总体贸易政策，关税是粗放的，不够精确。美国将承受高昂的代价，最终可能无法实现大幅降低贸易赤字或其他有意义的收益。

有没有办法在不导致贸易战的情况下限制自由贸易？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马什（Vladimir Masch）提出了独创的“有补偿的自由贸易”（CFT）计划，可以在不干扰世界经济体系的情况下实现合理的保护主义目标。

根据这一计划，决策者将为每年的贸易赤字设定一个上限，并限定贸易伙伴的盈余。（需要从盈余伙伴获得产品，可以不计入贸易伙伴的出口限额。）在美国的例子中，这一上限将大大影响中国、墨西哥、日本和德国，它们在2017年分别贡献了3,750亿、710亿、690亿和640亿美元的美国贸易赤字。

根据CFT，贸易盈余国可以将出口缩减至设定的限额。但如果其政府向贸易伙伴国政府支付等于超额出口价值的罚款，它也可以出口超过限额的量，罚款可以来自出口商，也可以用外汇储备。（收取国政府可以将罚款用于扩大自身的投资计划。）但如果盈余国想超额出口而不付罚款，那么它的盈余出口将被禁止。

这一“智能”保护主义对于粗放的关税有诸多优势。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它会自动防止贸易战。因为CFT只对贸易国的盈余加以限制，盈余国减少其从美进口量的措施都会自动降低其允许的出口值。

其次，CFT将一次性面临每个贸易伙伴的政府补贴、价格和货币操纵，以及其他国际贸易肮脏伎俩。与旷日持久且往往徒劳无功的贸易条约“扯皮”不同，它立刻可以产生结果。

第三，通过实现全球经济参与者的金融和贸易安排再平衡，CFT代表着通向解决当前僵局的一步。CFT不是一套完整的方案，因为它没有解决应该谁迁就谁的问题。必须改革全球支付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引导对称性地调节全球失衡。

第四，由于美国的地位，它采取CFT将“助推”不太情愿的贸易盈余国接受这样一套支付系统。全球金融需要在平衡的支付系统所确定的界限内运行。

第五，从对美国的经济收益看，实施CFT将刺激离岸企业和就业岗位回归，从而恢复美国的工业潜力和社会平衡。

从历史角度看，CFT必然会单方面激活布雷顿森林协定的稀缺货币条款（第7条），该条款允许国际货币金组织（IMF）宣布持续贸易盈余的国家的货币为“稀缺”，允许其他成员歧视对待该国商品。这与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的前身）第十二条相一致，后者规定，任何国家“为了捍卫外部金融状况，可以限制允许进口的商品价值量。”

简言之，CFT将解决贸易赤字，克服关税的局限性，打击贸易操纵，纠正当前的主流经济理论，也是迈向重新制定可行的全球支付系统的必要措施。它能够简明扼要地克服罗德里克三元悖论：同时拥有民族国家、民主和全球化。

但只有一个民族国家，即美国有实力实现这一点。如此，它将阻止世界向恶性经济民族主义的夺命狂奔。光是出于这一理由，马什计划也值得认真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