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可能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数据，世界必须在205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削减至零，才能够防止全球变暖幅度超过本世纪工业化前水平1.5°C，甚至更高。这一严峻挑战要求人们立即采取重大行动，因为当今世界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决定未来数十年增长道路的碳强度。
然而，尽管人们普遍认识到气候问题所带来挑战的规模及其紧迫性，碳排放量仍在持续增加，土地“承受着越来越大的来自人类的压力”，而亚马逊河流域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早期关于气候问题的辩论大多围绕着世界是应该立即采取激烈行动来缓解全球变暖，还是采取一种更为渐进的方法。渐进主义者较为成功地论证了：立即采取较严厉的措施将带来沉重的短期经济代价。
但最近的三项事态发展影响了辩论进程。首先，全球变暖引发的各种反馈循环如今可能造成比之前想象的更大、更为迫在眉睫的损害。
其次，清洁能源成本的下降速度远快于此前预期。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的数据，可再生能源已经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最便宜的能源选择，其中，太阳能和风能技术处于领先地位。此外，通过边实践边学习，“绿色化”的成本在未来可能下降得更快。在城市设计、交通、农业、森林保护等领域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所有这些领域都需要经历绿色转型。
最后，人们现在越来越认识到，目前世界上高碳增长模式的直接负面外部性(如空气污染)增加了气候变化的短期成本。因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部分抵消减排的前期成本。
这些转变大大催化了采取更快、更大胆的减排形式这一进程。正如2014年《新气候经济报告》(New Climate economic Report)所总结的那样，即使是在短期内，人们也不需要在经济增长和强力行动之间做出权衡。
那么，为何目前国际社会没有采取更多措施呢?首先，尽管绿色转型的净总成本很小，但必然会产生输家(以及赢家)。而且，正如此类转变（例如贸易自由化）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收益将分散到大部分人口中，而损失则将更集中于特定群体，使得他们更容易被注意到，且具有政治破坏性。
在倡导有利于总体福利收益的政策时，经济学家往往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政策可能的分配影响。相反，他们常常默认赢家将会对输家进行补偿。但是，如果这种补偿实际上没有发生，那么输家的处境就会更糟，且往往会阻碍变革，就像法国政府提出一项新的气候友好型燃油税时，“黄背心”抗议者（gilets jaunes）自2018年以来所做的那样。
目前抵制气候行动的实际联盟，包括拥有碳密集型资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石油公司），以及在快速转型中短期内将成为输家的低收入群体。对后者进行补偿和孤立前者在政治上是至关重要的。
不幸的是，目前我们还不清楚，比如说，在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投票给绿党的年轻德国城市居民，是否会乐于补偿那些将在快速转型中蒙受损失的年长汽车工人——更不用说波兰煤矿工人了。让问题更加复杂的是，面临绿色政策短期损失风险的群体也往往首当其冲地受到数字化和全球化的影响。
采取大胆行动的另一个障碍是，气候保护成为了一种具有“附属性质”的全球公共产品，因为只存在唯一的一个大气层——任何一个国家的排放都会像其他国家一样增加全球温室气体浓度，这就导致了“碳泄漏”的搭便车问题。欧洲国家很可能会按照(甚至超越)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的目标减少排放，但如果印度和中国的排放量继续增加，或者巴西放弃亚马逊河流域的整治，这些努力将是徒劳的。
显然，合作解决方案将使全世界受益。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或一个能够实施全球绿色政策的超国家权威机构，很少会有国家有动力进行充分的减排行动，这最终将让各国境况都变得更糟。
一种可能阻止搭便车行为的措施是征收碳边境税，就像即将上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最近提出的那样。征收碳税的政府可以加征一种边境税，相当于未征收这种税的政府对其“肮脏”出口产品提供的隐性补贴。这将有效地将排碳成本作为一种隐形价格施加给搭便车者，从而促使他们较少生产碳密集型产品。
假若这种边界定价是非歧视性的，这将促进全球福利，并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但在实际操作中，计算适当的税率将是非常困难的，例如，人们将需要计算数额相当于监管上限的税收。这一措施还可能招致美国等国采取扭曲措施进行报复，使之多少有些危险。此外，该税可能会产生倒三角的分配后果，使得穷国收到的伤害最大。因此，更好的策略是大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绿色投资，由多边开发银行在其自有资金之外促进私人融资。
分配问题——而不是总成本——才是阻止可能发生灾难性气候变化所需的雄心勃勃的政策的真正障碍。在国家和国际一级的类似挑战也影响到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过渡。
破坏性变革带来的恐惧正在滋养着新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产生。如果没有有效缓解这一进程的社会政策，雄心勃勃的脱碳计划可能会进一步煽动起这些火焰。因此，世界各地的进步人士必须团结起来，不仅要支持快速的绿色转型，而且要支持一种即使在短期内也对绝大多数公民具有政治可行性和可取性的转型。
气候变化可能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数据，世界必须在205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削减至零，才能够防止全球变暖幅度超过本世纪工业化前水平1.5°C，甚至更高。这一严峻挑战要求人们立即采取重大行动，因为当今世界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决定未来数十年增长道路的碳强度。
然而，尽管人们普遍认识到气候问题所带来挑战的规模及其紧迫性，碳排放量仍在持续增加，土地“承受着越来越大的来自人类的压力”，而亚马逊河流域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早期关于气候问题的辩论大多围绕着世界是应该立即采取激烈行动来缓解全球变暖，还是采取一种更为渐进的方法。渐进主义者较为成功地论证了：立即采取较严厉的措施将带来沉重的短期经济代价。
但最近的三项事态发展影响了辩论进程。首先，全球变暖引发的各种反馈循环如今可能造成比之前想象的更大、更为迫在眉睫的损害。
其次，清洁能源成本的下降速度远快于此前预期。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的数据，可再生能源已经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最便宜的能源选择，其中，太阳能和风能技术处于领先地位。此外，通过边实践边学习，“绿色化”的成本在未来可能下降得更快。在城市设计、交通、农业、森林保护等领域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所有这些领域都需要经历绿色转型。
最后，人们现在越来越认识到，目前世界上高碳增长模式的直接负面外部性(如空气污染)增加了气候变化的短期成本。因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部分抵消减排的前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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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转变大大催化了采取更快、更大胆的减排形式这一进程。正如2014年《新气候经济报告》(New Climate economic Report)所总结的那样，即使是在短期内，人们也不需要在经济增长和强力行动之间做出权衡。
那么，为何目前国际社会没有采取更多措施呢?首先，尽管绿色转型的净总成本很小，但必然会产生输家(以及赢家)。而且，正如此类转变（例如贸易自由化）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收益将分散到大部分人口中，而损失则将更集中于特定群体，使得他们更容易被注意到，且具有政治破坏性。
在倡导有利于总体福利收益的政策时，经济学家往往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政策可能的分配影响。相反，他们常常默认赢家将会对输家进行补偿。但是，如果这种补偿实际上没有发生，那么输家的处境就会更糟，且往往会阻碍变革，就像法国政府提出一项新的气候友好型燃油税时，“黄背心”抗议者（gilets jaunes）自2018年以来所做的那样。
目前抵制气候行动的实际联盟，包括拥有碳密集型资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石油公司），以及在快速转型中短期内将成为输家的低收入群体。对后者进行补偿和孤立前者在政治上是至关重要的。
不幸的是，目前我们还不清楚，比如说，在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投票给绿党的年轻德国城市居民，是否会乐于补偿那些将在快速转型中蒙受损失的年长汽车工人——更不用说波兰煤矿工人了。让问题更加复杂的是，面临绿色政策短期损失风险的群体也往往首当其冲地受到数字化和全球化的影响。
采取大胆行动的另一个障碍是，气候保护成为了一种具有“附属性质”的全球公共产品，因为只存在唯一的一个大气层——任何一个国家的排放都会像其他国家一样增加全球温室气体浓度，这就导致了“碳泄漏”的搭便车问题。欧洲国家很可能会按照(甚至超越)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的目标减少排放，但如果印度和中国的排放量继续增加，或者巴西放弃亚马逊河流域的整治，这些努力将是徒劳的。
显然，合作解决方案将使全世界受益。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或一个能够实施全球绿色政策的超国家权威机构，很少会有国家有动力进行充分的减排行动，这最终将让各国境况都变得更糟。
一种可能阻止搭便车行为的措施是征收碳边境税，就像即将上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最近提出的那样。征收碳税的政府可以加征一种边境税，相当于未征收这种税的政府对其“肮脏”出口产品提供的隐性补贴。这将有效地将排碳成本作为一种隐形价格施加给搭便车者，从而促使他们较少生产碳密集型产品。
假若这种边界定价是非歧视性的，这将促进全球福利，并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但在实际操作中，计算适当的税率将是非常困难的，例如，人们将需要计算数额相当于监管上限的税收。这一措施还可能招致美国等国采取扭曲措施进行报复，使之多少有些危险。此外，该税可能会产生倒三角的分配后果，使得穷国收到的伤害最大。因此，更好的策略是大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绿色投资，由多边开发银行在其自有资金之外促进私人融资。
分配问题——而不是总成本——才是阻止可能发生灾难性气候变化所需的雄心勃勃的政策的真正障碍。在国家和国际一级的类似挑战也影响到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过渡。
破坏性变革带来的恐惧正在滋养着新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产生。如果没有有效缓解这一进程的社会政策，雄心勃勃的脱碳计划可能会进一步煽动起这些火焰。因此，世界各地的进步人士必须团结起来，不仅要支持快速的绿色转型，而且要支持一种即使在短期内也对绝大多数公民具有政治可行性和可取性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