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在全世界为控制引发气候变化的气体排放、限制地球变暖而焦头烂额之际，一项新的技术憧憬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地球工程——大规模操纵地球自然系统——作为一种抵消气候变化的负面效应的手段而大受欢迎。
这门科学的支持者炮制了一个幻觉：可以设法人造一条气候危机的出路，实现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目标，同时又维持重消费生活方式。
但这个解决办法并不像其支持者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简单。把宝押在气候工程上——不论是作为地球保险政策，还是作为遏制气温升高的孤注一掷——不但风险很大，还有可能让人们的注意力从我们所知的唯一能够起作用的方案——减少碳排放上转移。
人们讨讨论的每一项工程技术，都会带来危险和不确定性。比如，要想测试太阳能辐射管理（SRM）在全球范围上的效率，就必须在环境中进行实验——要么像大气中喷洒粒子，要么认为改变云貌。这些测试是为了确定SRM是否能够反射足够的阳光，从而让地球冷却下来而设计，但实验本身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目前的模型预测，SRM的部署将改变全球降水模式，破坏臭氧层，影响到数百万人的生计。
除了生态风险，批评者还警告说，SRM一旦被部署，可能成为强大的武器，让国家、公司或个人有能力操纵气候赢得战略利益（这样的概念，连好莱坞也无法拒绝）。但也许最重要的批评是政治上的：在多边主义饱受挑战的世界中，如何治理全球性生态干预？
另一类讨论中的气候工程技术——所谓的二氧化碳消除（CDR）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这些技术的支持者提出将二氧化碳从大气中提取出来，储存在地下或海洋中。已有一些CDR方法因为可能引起环境问题而被禁。比如，2008年海洋污染伦敦协议规定禁止将固碳浮游生物注入海洋。做出该决定的各方担心这样做可能会对海洋生物造成伤害。
但其他CDR方法赢得了支持。一个讨论最热烈的概念旨在将碳捕获和储存（CCS）技术纳入生物量（biomass）中。这一方法称为“带CCS的生物能”，或BECCS，寻求将生长快速的植物的二氧化碳吸收能力与地下二氧化碳储存方法相结合。支持者认为，BECCS实际可以产生“负”排放。
但是，与其他工程方法一样，它的前景好得不真实。比如，成功实施BECCS系统，需要巨量能源、水和肥料。其对土地使用的影响可能导致陆生物种损失，加剧土地竞争和本地人口的流离失所。一些预测甚至认为，与这些项目相关的土地清理和建设活动可能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净增，至少在短期是如此。
还有规模问题。要通过BECCS实现巴黎协定所规定排放限制，需要4.3亿—5.8亿公顷土地种植所需要的植物。这一令人咋舌的土地用量相当于全世界适耕土地的三分之一。
简言之，要想减少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含量，有更安全——并经过了考验——的方法。政府不应该去炮制认为的固定二氧化碳的“农场”，而应该专注于保护现有自然生态系统，并让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恢复。热带雨林、海洋和泥炭地（如沼泽）拥有巨大的二氧化碳储存力，还不需要进行未经测试的技术操纵。
支持用未经证实的技术来解决一切导致气候变化的问题的人，等于是在暗示世界面临着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地球工程还是灾难。但事实并非如此。政治偏好，而不是科学或生态必要性，才是地球工程吸引力的来源。
不幸的是，当前关于气候工程的争论不是民主讨论，而是被技术官僚世界观、自然科学和工程思维，以及化石燃料业的既得利益所主导。发展中国家、原住民和本地社区必须获得发出声音的权利，从而让所有风险都能够在地球工程技术被测试或实施之前得到充分考虑。
那么，关于地球工程，我们应该如何对话？
首先，我们需要反思现有治理格局。201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各方一致同意事实上国际中止与气候相关的地球工程。但如今，强大的活动集团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让地球工程技术走出实验室，非正式的禁令已经不再足够。世界急需关于这些技术的研究、部署和治理的真诚的讨论；CBD和伦敦协议是这些治理讨论的重要起点。
需要最重点审查的技术是威胁到本地土地、粮食安全和水源的CDR项目。这些大规模技术机制必须受到严格的监管，以确保气候变化方案不会对可持续发展或人权造成负面影响。
此外，出于对SRM技术可能危害人权、民主和国际和平的考虑，应该彻底禁止其野外测试和部署。这一禁令应该由可问责的强力多边全球治理机构监督。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气候变化的特效药。尽管地球工程技术雄心勃勃，但我们已经有了经过检验的遏制气候变化的选项，它们能够也应该得到大力落实。这些选项包括扩大可再生能源、退出化石燃料使用（包括现有化石基础设施的提早报废）、可持续生态农业的进一步扩散，以及增加经济的能源和资源投入等。
地球的未来不容我们拿来作为赌注。如果我们能认真地讨论生态上可持续、社会上公正的地球气候保护之道，就没有必要押注于地球工程。
柏林—在全世界为控制引发气候变化的气体排放、限制地球变暖而焦头烂额之际，一项新的技术憧憬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地球工程——大规模操纵地球自然系统——作为一种抵消气候变化的负面效应的手段而大受欢迎。
这门科学的支持者炮制了一个幻觉：可以设法人造一条气候危机的出路，实现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目标，同时又维持重消费生活方式。
但这个解决办法并不像其支持者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简单。把宝押在气候工程上——不论是作为地球保险政策，还是作为遏制气温升高的孤注一掷——不但风险很大，还有可能让人们的注意力从我们所知的唯一能够起作用的方案——减少碳排放上转移。
人们讨讨论的每一项工程技术，都会带来危险和不确定性。比如，要想测试太阳能辐射管理（SRM）在全球范围上的效率，就必须在环境中进行实验——要么像大气中喷洒粒子，要么认为改变云貌。这些测试是为了确定SRM是否能够反射足够的阳光，从而让地球冷却下来而设计，但实验本身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目前的模型预测，SRM的部署将改变全球降水模式，破坏臭氧层，影响到数百万人的生计。
除了生态风险，批评者还警告说，SRM一旦被部署，可能成为强大的武器，让国家、公司或个人有能力操纵气候赢得战略利益（这样的概念，连好莱坞也无法拒绝）。但也许最重要的批评是政治上的：在多边主义饱受挑战的世界中，如何治理全球性生态干预？
另一类讨论中的气候工程技术——所谓的二氧化碳消除（CDR）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这些技术的支持者提出将二氧化碳从大气中提取出来，储存在地下或海洋中。已有一些CDR方法因为可能引起环境问题而被禁。比如，2008年海洋污染伦敦协议规定禁止将固碳浮游生物注入海洋。做出该决定的各方担心这样做可能会对海洋生物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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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他CDR方法赢得了支持。一个讨论最热烈的概念旨在将碳捕获和储存（CCS）技术纳入生物量（biomass）中。这一方法称为“带CCS的生物能”，或BECCS，寻求将生长快速的植物的二氧化碳吸收能力与地下二氧化碳储存方法相结合。支持者认为，BECCS实际可以产生“负”排放。
但是，与其他工程方法一样，它的前景好得不真实。比如，成功实施BECCS系统，需要巨量能源、水和肥料。其对土地使用的影响可能导致陆生物种损失，加剧土地竞争和本地人口的流离失所。一些预测甚至认为，与这些项目相关的土地清理和建设活动可能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净增，至少在短期是如此。
还有规模问题。要通过BECCS实现巴黎协定所规定排放限制，需要4.3亿—5.8亿公顷土地种植所需要的植物。这一令人咋舌的土地用量相当于全世界适耕土地的三分之一。
简言之，要想减少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含量，有更安全——并经过了考验——的方法。政府不应该去炮制认为的固定二氧化碳的“农场”，而应该专注于保护现有自然生态系统，并让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恢复。热带雨林、海洋和泥炭地（如沼泽）拥有巨大的二氧化碳储存力，还不需要进行未经测试的技术操纵。
支持用未经证实的技术来解决一切导致气候变化的问题的人，等于是在暗示世界面临着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地球工程还是灾难。但事实并非如此。政治偏好，而不是科学或生态必要性，才是地球工程吸引力的来源。
不幸的是，当前关于气候工程的争论不是民主讨论，而是被技术官僚世界观、自然科学和工程思维，以及化石燃料业的既得利益所主导。发展中国家、原住民和本地社区必须获得发出声音的权利，从而让所有风险都能够在地球工程技术被测试或实施之前得到充分考虑。
那么，关于地球工程，我们应该如何对话？
首先，我们需要反思现有治理格局。201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各方一致同意事实上国际中止与气候相关的地球工程。但如今，强大的活动集团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让地球工程技术走出实验室，非正式的禁令已经不再足够。世界急需关于这些技术的研究、部署和治理的真诚的讨论；CBD和伦敦协议是这些治理讨论的重要起点。
需要最重点审查的技术是威胁到本地土地、粮食安全和水源的CDR项目。这些大规模技术机制必须受到严格的监管，以确保气候变化方案不会对可持续发展或人权造成负面影响。
此外，出于对SRM技术可能危害人权、民主和国际和平的考虑，应该彻底禁止其野外测试和部署。这一禁令应该由可问责的强力多边全球治理机构监督。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气候变化的特效药。尽管地球工程技术雄心勃勃，但我们已经有了经过检验的遏制气候变化的选项，它们能够也应该得到大力落实。这些选项包括扩大可再生能源、退出化石燃料使用（包括现有化石基础设施的提早报废）、可持续生态农业的进一步扩散，以及增加经济的能源和资源投入等。
地球的未来不容我们拿来作为赌注。如果我们能认真地讨论生态上可持续、社会上公正的地球气候保护之道，就没有必要押注于地球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