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气候活动家们是对的吗？

发自剑桥—大气层中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已导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上升了近1℃，而科学界也已确认这些变化是人类活动的直接结果。但是我们似乎已经越来越不可能削减出足以制止并逆转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即便不考虑已故哈佛大学教授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所定义的真正世界末日式“尾部风险”，遏制升温失败的代价——不断上升的海平面，人口大规模流离失所，更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以及新型传染病的传播——都依然会是灾难性的。而其中许多成本都会落在当今的年轻人身上。

既然这样，那么一场由学生和青年活动家发起的国际“学校气候抗争”运动会能成为相应的解决方案吗？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世界——尤其是美国——需要被唤醒。我们头脑里那种虚妄的、被围绕地球工程或其他技术灵丹妙药的虚假叙述所造就的舒适感必须予以粉碎。而针对大规模集体挑战做出的有力回应一直都需要公民和民间社会的持续参与。

但是社会转型也需要新的法律，规范和激励措施。如果缺乏有意义的立法，企业和个人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而在没有新规范出台的情况下，企业也总会找到绕开新法律的方法。因此法律和规范必须协同工作以建立新的长期性激励措施。

如今这些年轻的气候活动家们所表达出来的愤慨可能会推动全球规范的改变。但是当前这波行动主义浪潮必须要转化为有组织的政治运动以抗衡化石燃料行业的势力，也许是通过加入或接管现有的各国绿党。而维权人士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将气候问题提升到所有其他事务之上，好让人们可以在各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项中优先支持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只有这样该议题的政治重心才能实现转移。

就目前情况而言，当前这场青年运动最大的弱点在于缺乏使经济生产脱碳的一致议程。实际上，许多年轻的活动家将市场和经济增长视为问题的一部分。毕竟在游说反对碳税和法规时，化石燃料行业长期以来一直呼吁遵循自由市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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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市场可以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力武器。实际上，没有理由认为气候行动必须要以经济增长为代价。适当征收高额的碳税将为碳密集型经济活动对人类造成的破坏设定可预测的价格，从而鼓励企业和家庭逐渐摆脱碳排放活动。通过将碳表现为一项主要环境威胁，征税将起到推动规范变革的双重作用。

但如果想使碳税变得有效，许多国家就需要将其设定为比当前税率高得多的税率，这是基于每吨二氧化碳30~50美元的隐性价格。即便如此，政策制定者和气候活动家也将需要走得更远。尽管征税将鼓励企业寻求更清洁的能源，但这不足以成为替代性低碳技术发展的有力触发因素。因此碳税应以精心设计的“绿色补贴”作为补充，向那些开发风能，太阳能和地热技术的企业和研究人员以及致力于降低现有技术排放量的新方法的研究人员提供资金。

跟碳税一样，绿色补贴也可以利用市场力量。巧合的是，二十世纪的大多数重大技术突破（抗生素、计算机技术，互联网和纳米技术）都来自那些指导和创造市场的政府。尽管政府资助的研究和补贴在形成激励机制方面扮演着重要作用，但如果缺乏私营部门的参与将收效甚微。如果想了解没有一个强大市场机制的国家支持是什么样子，请参考一下苏联在整个1970~1980年代的灾难性经历。

最后，今天年轻活动家不应推定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未来必然取决于停止或严重限制经济增长。向低碳经济过渡肯定需要做出牺牲（声称“绿色新政”可以在短期内减少排放并增加就业的说法是不可信的）但是最终经济增长可以从精心设计的绿色政策中受益。此外鉴于经济困难会削弱公众对长远改革的支持，因此在缺乏增长的情况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可能无法持续。

尽管如此，增长的未来不能依赖于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我们的任务是找到更好，更具创造力且资源消耗更少的方法来满足全球70多亿人口的多样化需求。一旦完成向清洁经济的过渡，增长就可以在不增加我们气候足迹的情况下得到延续。

气候活动家确实应该努力在更好地生产和消耗能源的需求方面达成一个共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经济增长本身才能延续——而不仅是保持对绿色政策议程的政治支持。在这个世界上仍有超过十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另有数十亿人渴望争取更高的生活水平，因此实现共同增长的现实承诺将比呼吁停止经济发展更具吸引力。

今天，我们已经亏欠这些敲响警钟的年轻活动家们太多了。眼下我们需要将他们的热情变成一种制度化的政治力量，并为一个强有力，精心设计且富有成效的经济议程制定蓝图。在此市场不一定是一个阻碍因素，相反却可能是一个强大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