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 only did Donald Trump win last week’s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decisively – winning some three million more votes than his opponent,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 but the Republican Party he now controls gained majorities in both houses on Congress. Given the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of this result – for both US democracy and global stability – understanding how it came about is essential.
北京—如今,关于气候行动的讨论通常会聚焦于历史和现任最大排放国。但是,如果着眼于未来,最大的气候风险和机会在于签署了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60多个国家。
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始于2013年,主要着眼点是为基础设施投资动员资本,以及改善参与经济体之间的连通性,其中大部分仍然是相对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固然人们希望一带一路计划能够大幅刺激GDP增长佳酷开和这些经济体的发展,但与一带一路计划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投资同时也有可能带来影响深远的环境和气候结果。
目前,一带一路国家(不含中国)占全球GDP的18%左右,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6%左右。但在未来二十年中,一带一路国家的GDP平均增长率预计将达到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有可能达到世界总投资的二分之一强。在最坏情形中,到2050年一带一路国家可能排放全球二氧化碳的二分之一强。
我们合作的即将发表的新研究将分析这一可能。我们假定一带一路国家坚持当前碳密集路径,而世界其他国家将按照巴黎气候协定减少排放。换句话说,如果不以气候思路进行管理,那么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可能制约实现世界气候目标的措施。
这一风险必须认真对待。尽管许多全球投资者对气候风险日益敏感,因此总体而言不太可能被碳密集型资产所吸引,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很可能不会受到这一压力的影响。毕竟,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没有碳相关义务或激励,包括向投资者揭示碳密集型资产的影子价格的碳定价系统。此外,这些国家的许多碳密集型资产存在于公共资产负债表上,它们不太可能变成“搁浅资产”。
为了确保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不会破坏全球气候日程,必须采取有意义的措施大幅降低这些经济体的新投资的碳足迹。行动窗口十分狭窄:未来几年所做的投资决定将决定会持续经营几十年的关键性基础设施和不动产的碳密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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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结合政策、金融和国际社会的专业和技术资源,我们有望为一带一路国家构建低碳发展的基础。在这方面,应该采取三项聚焦而联动的行动。
首先,必须说服全球投资者,在一带一路地区的投资中采取绿色原则。这项措施可能包括推广由中国绿色金融委员会和伦敦金融城于去年11月在伦敦、香港、纽约和新加坡等城市所推出的《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reen Investment Principles for the Belt and Road),而这些城市是资本的主要来源。要求投资者披露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的碳足迹,而不仅仅披露气候变化对投资造成的风险也能造成不同。
其次,中国可以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在一带一路国家推广低碳投资,以符合中国政府所做出的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高规格承诺和国际气候领导力。比如,中国可以要求中国金融机构和非金融公司所做的所有一带一路投资严格遵守具体的绿色标准。此外,还可以通过建立低碳契约来完善这类措施,契约中要包括落实一带一路项目、向参与国提供绿色技术的中国和国际领先公司。
最后,国际组织应该提高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基础设施开发的支持。除了环境治理,这些组织还应该帮助推动绿色金融政策框架,提高绿色公共采购力。毕竟,大部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仍然需要依赖国际融资,但假以时日,较大的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系统将日益决定国内投资的碳密集度。
一带一路计划具备推动发展中经济体、提高数千万人收入的潜力。但我们必须确保收益不会因为得不到缓和的气候变化而被抵消。如今,中国和国际社会应该齐心协力,采取切实行动确保一带一路计划具备环境友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