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希特的脱欧论断

发自伦敦——在1953年东德工人罢工事件之后，德国剧作家布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尖锐地指出：“倘若政府发现民众已经对其丧失了信心”，那么解决这一问题的更有效方式莫过于“解散这届人民并选出另一届。” 而在回顾六月的英国脱欧全民公投时，这种情绪也萦绕在许多人心中。

在公投运动热火朝天的时候，“脱欧”阵营领军人物，司法部长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声称：“我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受够了那些来自于某些首字母缩写词组织的，从来不曾做出过正确判断的专家了。”他所指的是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还有其他那些认定脱欧将损害英国经济的经济学家。

不幸的是，戈夫是正确的——但是与经济走向无关，而是英国选民对经济专业人士藐视态度。尽管经济界人士一致认为脱欧会导致英国陷入衰退并降低其长期增长率，选民们却跟随着他们的情绪而不是钱包来做决定。人们指责“留欧”阵营引用经济学家警告的目的就是企图恐吓选民就范。

有些人认为公投脱欧成功的责任在于经济学家自身，因为他们的说话方式一点都不接地气。银行家和金融家也受到了类似的指责，人们普遍认为他们的话同样没有说服力，因为目的都是为了追求本行业的狭隘私利。

这种批评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问题可不仅在于过于复杂的语言和令人费解的行话。经济学家都是从英国经济健康运行，GDP增长和失业率分别远高和远低于欧洲平均水平的假设上进行分析，这似乎必然意味着欧盟成员资格是有利于英国的，尤其是在英国免于加入欧元区，因此无需与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制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捆绑在一起的情况下。

问题是这一美好前景无法令与伦敦以及英格兰东南部以外区域的选民产生共鸣。对此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迪·霍尔丹（Andy Haldane）则在最近发表的一次演讲中极为清晰地阐述了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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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丹援引国家统计数据指出相对于危机前的峰值水平，英国的GDP要高出7%，就业率要高6％，财富总额也增长了30％。但他同时也补充说，人均国民收入基本原地踏步，去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工资中位数自2005年以来几乎没有上升，英国人口增长的一部分原因是移民。

统计中的财富增长主要来自热门地区（尤其是伦敦）的房地产价格以及企业年金价值的上涨。如果你时运不济，既没有在英格兰东南部买房，又没有参加最重薪资养老金计划，那么你的财富额就会停滞不前甚至缩水。按区域分类的GDP数值显示，平均而言伦敦和东南部地区是英国唯一民众生活相较2009年经济衰退的低谷时期进一步提升的区域。

脱欧可能会令这种不平等状况进一步加剧。如果欧洲对英施加贸易壁垒，企业选择投资其他地方来衔接欧洲单一市场，那么那些弱势地区的低收入工作岗位可能会完全消失或者进一步下调工资。但这听起来很像“专家”的说法，而脱欧活动家们也早就做好了应对的准备：经济学家就是唱空英国，好证明他们的负面预测是正确的。如果这些专家在公投之前就丢掉了信誉，凭什么现在还要相信他们呢。

这就是关于英国与欧盟即将展开的未来关系会谈的负面背景。对伦敦金融城来说这极为不利。很显然你必须在进军欧洲单一市场——这是大部分金融公司热切期望的——以及其主要条件之一，欧盟公民的自由流动之间作出权衡，而后者一直被视为导致英国其余地区工资停滞的原因。因此必须微妙和谨慎提倡任何有利于伦敦——该城不出意外地以压倒性票数赞成留在欧盟——的政策，以免被看作是牺牲多数人来为少数人牟利。

赞成留在单一市场的强有力论据是损害伦敦金融城就等于损害整个英国经济。金融服务业虽然只占3％的就业，但它们缴纳了全国11%的税收收入。杀死下金蛋的鹅是种鲁莽行为：如果经济增长放缓——这似乎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最好结果——那么英国就将迫切需要这笔税收收入。而在当英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相当于GDP的5％以上时（位列经合组织第二大），金融业这相当于GDP3%的贸易顺差就成为了防范外部危机的必需品。

因此不出意外，英镑自从脱欧投票以来一路暴跌。一些人认为，汇率贬值将通过增强英国出口更竞争力来减少贸易赤字，但2008年英镑大幅下跌的经验告诉我们此事对外部赤字的影响可能不会很大。英国价格敏感商品的出口本来就不多，也没有多大闲置产能来扩大生产。

因此，这些都是在伦敦金融市场的紧张时期。我们需要一些新的专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被藐视的机构毫无关系的人——来向满腹狐疑的公众解释经济生活中的不愉快事实。任何人都不应该把布莱希特的讽刺建议当回事。英国的民众已经做出了决定，现在要做的就是必须找到一种尽可能低成本的方法来实现他们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