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巨头需减少飞行

富纳富提，图瓦卢——去年，微软宣布到2030年将实现碳负排放。微软官博发文表示：“如果我们不遏制排放，气温将继续攀升，科学告诉我们，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微软公开讨论气候危机，对其自身的温室气体（GHG）排放保持透明，并且至少有减少排放的计划，值得称赞。

但有一个显而易见而又没人愿意讨论的问题是，微软的差旅机票花费在美国企业中排前十。新冠大流行之前的2019财年，仅微软的出差飞行就排放了392,557公吨的温室气体。

这远远超过了我所在的太平洋岛国一年的碳排放量。图瓦卢因易受气候变化影响而闻名。我们排放的温室气体与全球相比几乎为0，但每月甚至每天都受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对于一家大谈特谈气候、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平等的公司来说，微软大量的出差飞行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特别是他们还拥有自己的视频会议平台。毫无疑问，一家自称“为未来的工作重新构想线上协作”的先进技术公司应该实践它所宣扬的理念，多用Teams线上工作，减少飞行次数。

但微软在科技公司中绝非异类。美国差旅机票花费前十的五家都是科技公司：亚马逊、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谷歌、苹果和微软。这些数字巨头和大型咨询公司的机票花费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

尽管有人可能认为这些成长中的大公司有大量员工要乘坐飞机参加许多会议，但其实有很多规模更大的企业飞行次数却更少。如果一个公司标榜技术创新是应对气候变化关键，它就该足够精明，能够利用视频电话开会，而不是让员工乘坐疫情前每天燃烧700至800万桶石油的航班在全球各地穿梭，比印度全国的石油消费量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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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自然·气候变化》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发现，在新冠大流行封锁期间，航空业暂停飞行导致全球排放量减少了10%。鉴于2018年全球只有4%的人口乘坐国际航班，而所有航空排放的一半来自全球仅1%的人口，这一巨大影响不仅说明1%的人飞行频率之高，还表明飞行是一种特权。而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的数据，很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乘坐航班的常客都是商务人士。

微软公司非常热衷于商务旅行，甚至在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拥有优先办理登机手续的通道。它位于高度不平等和倾斜的全球碳等级制度的顶端。最富有的人（通常是白人）造成的污染最为严重，而那些造成碳排放最少的人——主要是有色人种、社会弱势群体和包括太平洋地区在内的全球南方居民——则承担着大量碳排放的后果。

相对富裕的飞行者必须认识到，他们对没那么幸运的人应负有责任，而那些人理应无需恐惧全球变暖。易受气候影响的人们希望维护他们的家园和作为其公民的身份，而不是被迫迁移到其他地方。

如果对平等和气候正义的关注不能治愈大科技公司的飞行瘾，钱或许可以。在去年的封锁期间，虽然飞行差旅连续数月降低到零，但亚马逊和其他大型科技公司的利润都在飙升。

因此，首席财务官和会计师们现在想知道出差飞行的支出是否有意义。员工可以在一天内通过视频会议平台召开更多的会议，飞行出差的员工也说暂停飞行对他们的工作效率要么没有影响，要么有所提高。

比尔·盖茨曾预测，在新冠大流行后，商务旅行数量将减少一半。如果这是基础，那么一家真正致力于气候行动的公司会怎么做？

考虑到这个问题，一个由非政府组织、活动家和微软客户组成的联盟最近推出了JustUseTeams.com网站，呼吁微软公司带头宣布将永久锁定2020年所有减少的出差飞行。一旦微软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领导力，这场运动将扩展到其他科技公司。在实现净零排放的道路上，任何一个每年同时为公司节省数百万美元的努力都应该是举手之劳。

科技公司会声称他们一直在努力挽回，但他们的行动不足以应对我们面临的气候危机。例如，微软是促进可持续燃料倡议的一部分。但航空业一直未能达到自己定的多使用可持续燃料的目标，可持续燃料目前在该行业占比仍不到0.1%。

与此同时，许多大型科技公司购买“碳信用”（又称碳权），并坚持认为这会以某种方式抹去或“抵消”他们自己的飞行排放。但这一说法正在失去它曾经拥有的任何科学可信度。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航空公司使用的最受欢迎的碳抵消计划，基于一个有缺陷的系统。在该系统中，所谓的“有瑕疵体系”往往承诺保护从未面临砍伐风险的森林地区。事实上，无论是航空公司还是其最大的企业客户都没有资格声称他们的航班是“碳中和”的。

因此，微软和其他大型科技公司必须承诺将商务飞行的数量保持在2020年的水平。这是可能、必要、公平的。经济上讲，这也非常划算。

Translated by Zhang Peiqi from Intellisia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