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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 Åslund
considers what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ill mean for Ukraine, says that only a humiliating loss in the war could threaten Vladimir Putin’s position, urges the EU to take additional steps to ensure a rapid and successful Ukrainian accession, and more.
坎布里奇——
2011年全球货币形势将如何发展?由危机引发汇率剧烈波动已经维持了三年,是时候重估货币价值和整个汇率体系了。我认为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我们将在新的一年里经历货币战争、货币崩盘和货币混乱,但货币乱相不会使经济复苏夭折,更不会是世界末日。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浮动汇率体系本身并没有过错。诚然,在浮动汇率体系下,复杂的风险因素和政策偏好特征令人们很难认清当前汇率大幅波动的内在逻辑。比如,美国身处金融危机的中心,但美元最初却出现了猛涨。
但是,无论汇率机制的逻辑是如何神秘,其缓冲效果是毋庸置疑的。危机发生后,欧元的大幅贬值提振了德国的出口,从而使欧元区免于解体。
新兴市场的货币也崩了盘,即使是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债务负担相对较轻的经济体也没能幸免。此后,大多数新兴市场货币迅速地反弹了。事后来看,这种汇率波动正是全球贸易先崩盘,再反弹过程的体现,减轻了这些地区的经济衰退。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金融危机表明,固定汇率害处多多。欧元区外围国家希腊、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无法改变欧元的价值,因而无法通过货币贬值获得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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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之父、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特·蒙代尔有个著名的观点:世界货币种类的最优数量是个奇数,而且最好小于3。现在看来,蒙代尔的这一论断大可商榷。
如果存在一个世界政府,那么实行全球单一货币或许会有意义。但是,抛去弹性货币能够自动趋向均衡的好处不谈,单一的全能型央行也没有说什么吸引力。我们已经看到,美联储的所谓“量化宽松”是如何政策引发尖锐激烈的抨击的。想象一下,如果投资者除了美元之外只能持有黄金、可储藏商品和艺术品,量化宽松会造成怎样的恐慌?
但浮动汇率体系的持续成功并不能保证2011年能够平稳度过。首先,我们肯定会继续经历货币战争,各国竭尽所能阻止汇率过快升值从而影响出口。亚洲国家可能会在2011年“战败”,在通胀膨胀和贸易报复的压力下允许货币升值。
欧元则是最有可能发生崩盘的货币。在理想状态下,欧洲可以通过重组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国债以及西班牙的市政和银行债来解决债务负担过重的问题。同时,这些国家可以通过大范围工资削减来重塑出口竞争力。
但是,欧洲决策者目前似乎更倾向于增加对外围国家的过桥贷款,而不太愿意面对私人市场最终会要求出台永久性、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的事实。对一种货币来说,没有哪个风险因素能够比决策者拒绝正视财政现实更危险的了。除非欧洲官员认识到这一点,否则欧元就不会有好日子。
另一方面,美元似乎是2011年的安全之选。从全球角度看,美元购买力已处于相当低的水平——事实上,从美联储的广义美元汇率指数看,已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因此,趋向“购买力平价”的常规再均衡过程理应使美元略有上升。
当然,有人认为美联储大手笔买入美国国债的举措所带来的风险甚至比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要大。这不无道理,但大多数学过货币政策课程的人都知道,量化宽松是将经济带出零利率“流动性陷阱”的标准政策,而走出流动性陷阱才能刹住使债务负担进一步恶化的通缩之势。
至于人民币,在很大程度上仍由高度政治化的汇率机制决定。最终,中国的高速增长要么使货币大幅升值,要么使国内价格水平大幅升高,要么使两者同时升高。但在2011年,通胀可能才是通向均衡之路。
最后,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是货币混乱,世界各国汇率波动将剧烈而难以预测。2000年代中期,有那么一个短暂的时期,出现过各国货币已因宏观经济活动的“大稳健”而进入稳定期的声音。但如今已没有人持这种论调了。浮动汇率体系运转得非常优秀,但货币波动和不可预测性仍将在2011年及以后的时期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