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的“第三条路”

安曼—在整个后殖民地时期，阿拉伯国家一直没能建立起有效的——更不用说民主的——政府制度。如今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军事或皇室独裁与军事伊斯兰教政权的竞争后，许多阿拉伯人开始再次寻找“第三条路”——通向可信的代议制民主的道路。但是，他们今天的努力回合过去一样以失败收场吗？

中东——这个名字来源于它夹在欧洲和东亚中间的地理位置——曾归属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400年，随后，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被协约国打败，中东也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分裂为不同的政治单元，归属英国或法国的势力范围。但是，随着新分裂局面出现的是阿拉伯的觉醒——源自对巴勒斯坦的泛阿拉伯支持。

天赋异禀的年轻军事执政者——比如埃及的纳赛尔、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利比亚的卡扎菲、也门的萨利赫和叙利亚的哈菲兹·阿萨德——利用这一民意赢得公众支持，由执政者转身成为独裁者。但他们没能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加上左翼思想因为苏联解体而失去信誉，于是产生了敌对运动——政治伊斯兰教。

1928年成立于埃及小城伊斯梅里亚的穆斯林兄弟会是伊斯兰教最老牌、组织最好、影响最广的政治伊斯兰教支持者，它曾（现在仍然如此）受到世俗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君主的蔑视。事实上，世俗独裁者在每一个转折点上都对穆兄会实施了镇压——通常是暴力镇压，如1982年阿萨德残忍地粉碎了穆兄会领导的哈马（Hama）起义。

被迫转入地下的穆兄会通过定位于穷人需求的社会日程赢得了支持，同时它也在不断加强其伊斯兰教关系，不惜通过强制性的“天课”（每年向宗教事务的财务捐赠）建立起社会网络。穆兄会在保守社会和清真寺的帮助下做好了一有机会就夺取权力的准备。

另一个伊斯兰教运动——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在1991年几乎迎来了这样一次机会。它赢得了第一轮大选。但军队取消了第二轮大选，从而阻止了它获得胜利，并引发了一场为时八年的内战，约20万人因此丧生。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也属于穆兄会的分支，它成功地在2006年选战中胜出，但此后并未交出令人信服的治理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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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便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爆发，这创造了政治革新的新机会。在几个月内，以穆兄会思想武装起来的伊斯兰政党就颠覆了突尼斯和埃及的世俗独裁者，并骎骎然大有接管也门和叙利亚之势，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是革命中唯一的组织良好的政治运动。

此外，穆斯林兄弟会还赢得了阿拉伯之春中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埃及的控制权。但它们排他性的僵化意识形态并不适合治理如此庞大而多样化的国家。结果，在掌权仅仅一年后，军队旧推翻了总统穆尔西，而支持军队的正是在2011年揭竿而起的世俗自由主义年轻人。但是，由于无法给出政治替代方案，示威者的拒绝伊斯兰政府最终导致军队重新回到了权力中心。

有人指出，阿拉伯政治之所以缺乏世俗自由主义的选择，是因为害怕政治伊斯兰教。几十年来，西方列强一直支持着阿拉伯世界的军事统治，有意忽略它们对民主运动和权利的系统性镇压，以确保伊斯兰教不会赢得权力。

如今，军队领导和伊斯兰教领导的制度都已经信誉扫地，阿拉伯政坛出现了意思形态真空。但今天的阿拉伯人——大部分不到三十岁——对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意思形态不感兴趣，他们更愿意接受能实施旨在创造就业、提振经济增长的可靠政策的高效代议制政府。简言之，他们希望政府专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

事实上，具体意识形态的缺失乃是起初阿拉伯之春在埃及和突尼斯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因为它使大量年轻活跃分子能够结成松散的同盟。但群众运动充其量也只能将一国推动到这一步，建立可信的代议制政府要求围绕明确指导原则组织起来的政党。

穆斯林兄弟会具备这一组织原则，但其内在顽固性——至少从其舵手穆尔西身上看来——决定了它不适合执政。与此同时，埃及自由派之间的内斗也决定了他们无法形成建立在多样性、多数支持、尊重女性和言论自由等原则基础上的有纪律的、可靠的穆兄会替代品。因此，当伊斯兰政府信誉扫地时，军队成了埃及唯一的选择。

为了取得进展，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的年轻人领导的运动必须让他们的共同原则转化为有效的政治结构，并选出有能力将寻找共识置于个人野心之前的领导人。如果他们获得了成功，那么阿拉伯世界或许最终能够找出将军或毛拉统治的替代方案。即使他们没能赢得权力，如此替代方案的出现也必将影响阿拉伯世界未来多年的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