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社会及其不满情绪

伯克利——在我看来，2010年代创作的最深刻、最具洞察力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既不是期刊文章、也不是专著，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籍出版物。相反，它采取了一种在线研讨会的形式。在红色丰裕：扭曲的木材读书活动中，由政治学家亨利·法雷尔召集的学者和知识分子采用一种新的印刷传播模式来回应弗朗西斯·斯普福德的红色丰裕这本非常有趣的著作。

斯普福德曾分析过苏联利用官僚主义和数学来建设比依赖市场所能实现的更美好社会的彻底失败的尝试。但每次我重新审视红色丰裕：扭曲的木材读书活动，其创作者对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所产生的难以克服的困境所抱有的深刻见解都深深打动了我。同样打动我的还有这场“读书活动”在利用全新技术推动人类交流以及共同理解世界的方式发生质变方面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

因为法雷尔最近发表了一篇新文章“高科技现代主义的道德经济”，我本人也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他和社会学家马里昂·福卡德认为，互联网及其衍生物（也就是他们所谓的“高科技现代主义”）正在以与市场经济兴起和以现代国家为旗帜的社会官僚化同样深刻的方式来改变这个世界。

上述论点牵涉到人类社会的基础。我们人类从个体的角度而言都软弱无力。只有依赖在特定文化下借助生活经验所积累的知识，我们才能生存下去。但要想建立起某种文化或创造出任何东西，我们需要在集体智慧和分布型实体中对自身进行组织和协调。数千年来，维系这样的组织活动通常有三种不同形式。

首先是再分配：信息、资源和有用的产品先流入一个集中调度池，而后，流出时再采取分配任务、工具、奖励或社会支持等形式。第2种模式是互惠：在长期大致平衡的礼品交换关系中，每个家庭均与其他若干家庭有联系。而且，由于多数人类社会仅有6种分离梯度，某单位的需求将影响其他许多单位的行为。最后，还要加上民主：人们通过争论和探讨来达成粗略共识，以便为商定的计划争取到最广泛的支持。

当然，每种组织模式都需要配以相应的分配和授权模式，来回答谁应当分到更多好东西（也就是谁应当比其他人“更平等”）的问题。再分配使得权力向位于系统中心的人身上集中：在互换制度下，掌握最多资源和人脉的人握有最多权力；而在民主制度下，最有口才的人掌握着最多权力。

Introductory Offer: Save 30% on PS Digital

Introductory Offer: Save 30% on PS Digital

Access every new PS commentary, our entire On Point suite of subscriber-exclusive content – including Longer Reads, Insider Interviews, Big Picture/Big Question, and Say More – and the full PS archive.

Subscribe Now

进入现代后，我们又增加了两种模式：即由商业阶级所设计的市场经济；以及由现代国家所设计的官僚体系。市场作为问题众包解决方案的工具地位无与伦比。但在实践中，其范围仅限于满足富人的需求，通过确保有效利用那些恰好需要制定市场价格的东西。

同样，官僚体系独有一种分类和标准化的强大能力，这使其能够把握互换或再分配制无法掌控的宏观局势。但当然，也会导致许多效率低下问题。

我们强势但却有着深层缺陷的不平等文明是由在三种原有组织模式中加入市场和官僚体系而建立。但现在，法雷尔和福卡德却提出警告，我们正在加入算法这第6种模式。

按照技术乐观主义者的说法，算法社会将远好于我们可以期望通过市场和官僚体系所构建的任何社会。与市场不同，算法并不仅限于看到富人的金钱需求和现有的产权主张者所强加的金钱成本。同时，与官僚体系不同，如果你是一颗方钉，那么，算法社会不会强迫你钉入一个圆孔。

你应当划入何种类别不再由“专家”来决定。相反，人们通过语言和行动所表现出来的偏好将自动划分兴趣组。通过利用规模经济的独特力量，社会将调动资源来服务每个人。

我们是否也应当抱有同样的期待？可以肯定，当官僚体系作为一种全新组织方式出现，它抹杀了隐性的知识形式，打破了民众生活的不规律性、并迫使人们进入到对当权者最为有利的范畴分类。同样，通过优先满足富人的需求，市场引入了大量、代价高昂的新外部性。但有没有可靠理由认为算法社会能修复这些缺陷，或者它不会带来独有的大量全新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提出的“快”“慢”思维理念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其中的利害关系。算法社会只会服务于我们的“快速思维”层面，不断寻求“参与”——也就意味着带来愤怒和恐惧。就像市场只迎合富人一样，算法迎合我们最糟糕的冲动。

一个引诱点击的社会不符合任何人的乌托邦愿景。但我恐怕那恰恰是现在的潮流裹挟着我们的最终到达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