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不确定性时代

柏林—2017年是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不确定性的时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出版四十周年。四十年很长，但值得回首并提醒我们自己加尔布雷斯和他的读者有多大的不确定。

1977年，在加尔布雷斯写作这本书的同时，世界仍在第一次欧佩克石油冲击的影响中挣扎，也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二次冲击（后来发生了）。美国正面临增长减速、通胀加速，亦即滞涨，这个突出的问题令人们开始质疑决策者的胜任能力以及他们的经济模型的适当性。与此同时，重建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给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贯穿二十世纪第三个四分之一的稳定和可预测性的全球时代似乎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不确定性突出的时期。

无论如何，1977年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从2017年的视角看，1977年的不确定性简直令人嫉妒。1977年，没有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吉米·卡特也许不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总统个，但他没有威胁要采取让整个全球体系陷入危险的行动。他没有背弃北约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美国的国际责任。

卡特也没有向美联储宣战，或用同情他、愿意牺牲可靠货币助他连任的人选填充美联储理事会。相反，他认命了货币稳定的中流砥柱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为美联储理事会主席。而尽管卡特没能成功地平衡联邦预算，但他也没有弄得一团糟。

特朗普是否会对中国商品课以关税、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用自己人填充美联储理事会，或者损害财政可持续性仍有待观察。差可令人放心到十足的灾难都有可能。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从今天的标准看，卡特简直是可预测性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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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77年，欧洲一体化前景光明。丹麦、爱尔兰以及最受瞩目的英国刚刚加入茁壮成长中的欧洲共同体。欧共体吸引着新成员，而不是失去它们。它是一个俱乐部，国家之所以加入其中，正是为了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

此外，为了支持共同市场，欧共体刚刚成立了区域货币体系，并暗示性地命名为“隧道蛇”。尽管这远非完美的货币体系，但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特性：各国可以在经济艰难时期离开，并在前景恢复光明后重新加入。

相反，2017年，围绕英国退欧的谈判将继续成为飘荡在欧盟上空的一朵乌云。这些谈判如何进行、将消耗多长时间，我们都只能猜测。此外，英国退出欧盟的决定所带来的主要问题——其他国家是否会效仿，以及，事实上欧盟自身还有没有未来——也远未解决。

与此同时，欧洲货币大厦仍然处于烂尾状态。欧元区既不足以吸引更多的成员，也不够灵活可以给陷入麻烦的成员暂时离开喘息的机会（即蛇形浮动）。

1977年，源自新兴市场的不确定性根本提不起评论家的兴趣。拉丁美洲和东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成长，尽管越来越依赖货币中心银行的外币贷款续命。中国仍然基本与世隔绝，不再人们的讨论范围中。而即便第三世界出现某些状况，发展中国家规模实在太小，不足以拖累全球经济。

今天的情况大相径庭。中国、巴西或土耳其的情况所影响到的绝不仅限于中国、巴西或土耳其。相反，这些国家的形势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最为重大的影响，因为近几年来新兴市场一贯贡献着全球增长的大部分。中国存在一个难以管理的公司债务问题，政府关于调整经济结构的承诺也处于不确定中。土耳其存在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有一位反复无常的总统，还有一个不稳定的地缘政治周边。而如果政治丑闻可以出口的话，巴西将拥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尽管《不确定性的时代》跟多地是关于1977年的著作，但它抓住了时代的主旨。但如果加尔布雷斯在2017年写作这本书，他可能会将20世纪70年代称为《确定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