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正在加速民主的死亡螺旋

发自纽约——美国大选标志着德国人所谓的历史转折点（德语：Zeitenwende）已然到来。选民们明确表示他们想要改变，宁可接受特朗普的再度上任，也不愿让另一个看守政府来领导他们所反对的政权。

虽说今年承诺维持现状的政党在多个国家接连败选。但这个世界最古老民主国家的选民们拒绝接受本国宪法基础——法治、独立公正的司法体系、正当程序和有序的权力交接——的意义则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在选举结果尚未尘埃落定之前各方的相互指责就已经开始了，而焦点也不出所料地集中在精英主义、身份认同和那位落败者身上。这种骂战的循环将撕裂民主党，使其在未来更不适合执政。它还会转移人们对房间里那头大象——资本主义——的注意力。民主正陷入一个死亡螺旋中，因为它受制于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个人都与其他人对立，破坏了达成共识和集体决策的能力。

这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第一次颠覆民主了。一个世纪前，以牺牲个人及其社区为代价的快速工业化催生了欧洲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二战期间写道，他那个时代政治动荡的根源在于经济体系将社会置于市场原则之下。

波拉尼认为问题始于英国在19世纪初废除了“济贫法”。那些被赶出家园的失地者别无选择，只能迁移到城市，耗尽自己和子孙的生命在工厂里充当廉价劳动力。虽然这种制度无疑催生了繁荣，但代价却是巨大的。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破坏，民众对它的强烈抵制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

参加了一战的美国并未在本国领土上作战，因此尽管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却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民众的抵制。重要的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的政府实现了其他国家未能实现的目标：它为美国民众提供了足够的经济保障，使他们得以开始憧憬自己和家人的更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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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情况不一样了，而且不仅仅是在美国。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多数政治家都宣称不存在替代方案的体系中。事实上他们自己早已放弃了对这个体系的控制，也缺乏设想一个不一样体系的能力或意愿。这就不难理解已故文学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的名言“想象世界末日要比想象资本主义终结更容易”为何再度流行了起来。政府几乎没有回旋余地，否则就会受到（毫无道德的）金融市场的惩罚。金融全球化一直被奉为约束政策者的工具，而它却把整个社会的命运交给了那些只关心价格信号而无视人类需求的投资者。

各国政府自缚手脚，寄望市场能提供资本、商品和工作机会。它们觉得自己不应阻碍市场行事，于是大开国门允许自由资本流动，甚至支持为资产和中介机构选择性地制定法条以使富人受益。后来它们又鼓励本国央行出手救助那些金融中介机构——即便后者可能在另一次危机中摧毁整个金融体系。

各国还通过了各类赋予跨国起诉起诉东道国权力的国际条约，理由是后者损害了前者的投资收益或给予“不公平和不公正”待遇。鉴于这些案件由位于其他地方的仲裁法庭监督，政府实际上解除了本国法院的武装，破坏了本国宪法（其条款不能用于为违反国际条约的行为辩护）。

一些国家（以德国为最）甚至通过在宪法中规定平衡预算要求来剥夺了未来当选政府额外实施债务融资的选项。其他国家则通过财政紧缩政策牢牢控制着民众，放任富人在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下的又一次资产繁荣中大发其财。就像奥德修斯被绑在船桅上抵御海妖的诱惑一样，各国政府也想方设法逃避那些把它们选上台的选民的呼声。民主自治的公信力早在那些公开嘲讽它的反民主政党崛起前就已经丧失殆尽了。

波拉尼本人预计战争结束后将发生一场将社会——而非市场——置于控制地位的转变。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法律和制度机制最初确实发挥了作用，但强大的私人行为者及其律师很快就找到了规避这些机制的方法。

在战争结束二十年后，密歇根大学教授格蕾塔·克里普纳（Greta Krippner）所描述的美国经济金融化已经开始起步。金融回报成为所有其他需求和愿望的最终目标。虽然这一进程产生了普遍的附带损害，但受损最大的却是我们的集体决策能力。

如果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在金融化全面爆发之时崩溃，许多人可能会更早注意到它对民主的腐蚀性影响。相反资本主义如今被奉为唯一的选项。因此我们没有看到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冷战结束时宣称的“历史的终结”。我们注定要被迫重温历史，只是不知道这将是一场悲剧还是闹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