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在2020年，国内政治、地缘政治以及经济将相互交织，并达到几十年来都无法比拟的程度。疲软经济以及世界的很多地方问题突出的治理方式，有可能导致出现一个恶性循环：不利的经济后果，将会导致国内外民粹主义与野蛮的民族主义，而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反过来恶化经济问题，造成投资下降，进而使得消费者信心下降。糟糕的经济驱动糟糕政治，从而导致经济更为糟糕，政治更为恶化。
当前，好消息与坏消息都能被称为“好消息”：在2020年伊始，经济与政治将处于极其不利的环境之下。或许，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重大的政治事件、甚至是军事对抗的风险，将比冷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高。从更乐观的角度出发：由于预期较低，不需要太大的努力，就能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从而带来经济的改善与政治环境改善的良性循环。
首先，从经济方面说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开创了“同步放缓”（synchronized slow）一词，描述了人们当前的困境：当前，全球90%的经济增长正在减速，预计整体增速将比金融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缓慢。上述便是对长期停滞的委婉说法，这种停滞正日益转变为全球经济的特征。在当前人口增长缓慢的环境下，无论是不平等的加剧，还是回笼储蓄的高度不确定性，都已成为关键问题。
与上世纪30年代一样，在健全的金融和政策基础上，发达经济体也无法以健康的速度实现持续增长。根据市场预期：各国央行在未来十年将无法实现2%的通胀目标。即使是为了克服选民所认为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增长不足，也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发行15万亿美元的负利率债务——（政府）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地出现巨额预算赤字，并放任各种金融行为。
在全球经济中，尽管新兴市场所占的份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并且在度过金融危机时所表现出的韧性也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但其成功仍然依赖发达国家。最成功的新兴市场增长轨迹，便是建立在向增长中的发达经济体出口制成品的基础之上。经济增长放缓、制造业回流、以及保护主义的抬头，意味着在未来几年，这条增长之路将越走越窄。近年来，对于新兴市场增长的预测，一直处在过于乐观的状态下，我担心这种情况将会持续下去。特别是在中国，深刻的结构性挑战将在未来几年接踵而至。
如果仅从这些挑战本身来判断，这些经济挑战会非常严峻，尽管，这一切或许并不会比过去的石油危机、严重通胀或是金融危机更严重。使当前的挑战变得更糟的是，几乎所有地方理性应对能力的恶化。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对赢得冷战、并让新兴市场向发达国家生活水平趋同的国际体系表示支持，但却对民族国家间无休止斗争的旧时代观念深信不疑，并带头退出全球一体化。无论是贸易协定、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合作，还是对人权的支持，美国都将缺席。
公众很容易指责特朗普，而其本人也几乎从未错过任何一个犯错的机会。但我们应该谨记：在特朗普促使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之前，反对TPP的民主党人多于共和党人，而民主党2020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可能会抨击特朗普对华政策过于和缓。从某种意义上说，二战后人们对美国领导地位的共识，以奥巴马的言论告终。奥巴马表示其大战略可以归结为四个字：“不做蠢事”。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美国看到的民族主义转变，仅仅是围绕英国脱欧的全球趋势的一个表现；不用说意大利、匈牙利、波兰、墨西哥、巴西和菲律宾的民粹主义政府；以及土耳其、印度和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更不用说普京统治20年之久的俄罗斯了。基于理性、合理的经济，以及国际合作的决策，正被一波民愤和民族主义幻想所压倒。
对全球一体化市场的更多抵制，以及外国投资与国际合作的减少，只会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工薪阶级更多的不安全感与挫折感。届时，他们将更有可能团结在那些有着最简单叙事方式和最广泛承诺的“意见领袖”身后，而不是去支持同中间派的合作政策。这只会加剧经济衰退。
此类动态，绝不仅限于个别国家。如果俄罗斯的经济服务于本国人民，那么对普京日益集中的权力的需求就会大打折扣。无独有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金融不稳定风险上升，与此同时，其他结构性问题也在不断突出，这一切并非偶然。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活动中，伴随着大规模的军事表演——该场面无与伦比，反应出来的不安全感可能和自信一样多。
在世界范围内，2020年最重要的选择将是美国选民在总统选举中做出的决策。在美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没有事情比路线调整更重要。美国和世界都需要一位视团结高于冲突、追求国内外全面繁荣的新总统。这意味着把重点放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创新方面的必要公共事务投资上；提高税法的效率和累进性；让企业专注于满足社会需求，而不是挑起劳工与企业、中产阶级与富人之间的战争。
同时，这还意味着结束美国目前针对全球多数国家的贸易战，停止利用反复无常的举动来产生影响力，放弃利用外交手段来追求国内政治目标。正确性的重点是恢复美国的盟友体系，抵制保护主义，与其他国家一道应对气候变化、逃税和新技术监管等全球性挑战。
为了避免恶性政治和经济循环，改变美国的做法、奉行的政策以及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的方式可能必不可少。在大萧条期间罗斯福的当选、西方自我怀疑期间里根的当选、以及伊拉克战争后及金融危机期间奥巴马的当选后，世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种种变化程度都表明：美国选举对全球的体系有深远的影响。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人们正观察并模仿着美国政府。无论结果如何，至少到2020年，这种情况也是如此。
Translated by Shi Congyi
剑桥—在2020年，国内政治、地缘政治以及经济将相互交织，并达到几十年来都无法比拟的程度。疲软经济以及世界的很多地方问题突出的治理方式，有可能导致出现一个恶性循环：不利的经济后果，将会导致国内外民粹主义与野蛮的民族主义，而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反过来恶化经济问题，造成投资下降，进而使得消费者信心下降。糟糕的经济驱动糟糕政治，从而导致经济更为糟糕，政治更为恶化。
当前，好消息与坏消息都能被称为“好消息”：在2020年伊始，经济与政治将处于极其不利的环境之下。或许，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重大的政治事件、甚至是军事对抗的风险，将比冷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高。从更乐观的角度出发：由于预期较低，不需要太大的努力，就能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从而带来经济的改善与政治环境改善的良性循环。
首先，从经济方面说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开创了“同步放缓”（synchronized slow）一词，描述了人们当前的困境：当前，全球90%的经济增长正在减速，预计整体增速将比金融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缓慢。上述便是对长期停滞的委婉说法，这种停滞正日益转变为全球经济的特征。在当前人口增长缓慢的环境下，无论是不平等的加剧，还是回笼储蓄的高度不确定性，都已成为关键问题。
与上世纪30年代一样，在健全的金融和政策基础上，发达经济体也无法以健康的速度实现持续增长。根据市场预期：各国央行在未来十年将无法实现2%的通胀目标。即使是为了克服选民所认为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增长不足，也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发行15万亿美元的负利率债务——（政府）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地出现巨额预算赤字，并放任各种金融行为。
在全球经济中，尽管新兴市场所占的份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并且在度过金融危机时所表现出的韧性也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但其成功仍然依赖发达国家。最成功的新兴市场增长轨迹，便是建立在向增长中的发达经济体出口制成品的基础之上。经济增长放缓、制造业回流、以及保护主义的抬头，意味着在未来几年，这条增长之路将越走越窄。近年来，对于新兴市场增长的预测，一直处在过于乐观的状态下，我担心这种情况将会持续下去。特别是在中国，深刻的结构性挑战将在未来几年接踵而至。
如果仅从这些挑战本身来判断，这些经济挑战会非常严峻，尽管，这一切或许并不会比过去的石油危机、严重通胀或是金融危机更严重。使当前的挑战变得更糟的是，几乎所有地方理性应对能力的恶化。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对赢得冷战、并让新兴市场向发达国家生活水平趋同的国际体系表示支持，但却对民族国家间无休止斗争的旧时代观念深信不疑，并带头退出全球一体化。无论是贸易协定、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合作，还是对人权的支持，美国都将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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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很容易指责特朗普，而其本人也几乎从未错过任何一个犯错的机会。但我们应该谨记：在特朗普促使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之前，反对TPP的民主党人多于共和党人，而民主党2020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可能会抨击特朗普对华政策过于和缓。从某种意义上说，二战后人们对美国领导地位的共识，以奥巴马的言论告终。奥巴马表示其大战略可以归结为四个字：“不做蠢事”。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美国看到的民族主义转变，仅仅是围绕英国脱欧的全球趋势的一个表现；不用说意大利、匈牙利、波兰、墨西哥、巴西和菲律宾的民粹主义政府；以及土耳其、印度和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更不用说普京统治20年之久的俄罗斯了。基于理性、合理的经济，以及国际合作的决策，正被一波民愤和民族主义幻想所压倒。
对全球一体化市场的更多抵制，以及外国投资与国际合作的减少，只会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工薪阶级更多的不安全感与挫折感。届时，他们将更有可能团结在那些有着最简单叙事方式和最广泛承诺的“意见领袖”身后，而不是去支持同中间派的合作政策。这只会加剧经济衰退。
此类动态，绝不仅限于个别国家。如果俄罗斯的经济服务于本国人民，那么对普京日益集中的权力的需求就会大打折扣。无独有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金融不稳定风险上升，与此同时，其他结构性问题也在不断突出，这一切并非偶然。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活动中，伴随着大规模的军事表演——该场面无与伦比，反应出来的不安全感可能和自信一样多。
在世界范围内，2020年最重要的选择将是美国选民在总统选举中做出的决策。在美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没有事情比路线调整更重要。美国和世界都需要一位视团结高于冲突、追求国内外全面繁荣的新总统。这意味着把重点放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创新方面的必要公共事务投资上；提高税法的效率和累进性；让企业专注于满足社会需求，而不是挑起劳工与企业、中产阶级与富人之间的战争。
同时，这还意味着结束美国目前针对全球多数国家的贸易战，停止利用反复无常的举动来产生影响力，放弃利用外交手段来追求国内政治目标。正确性的重点是恢复美国的盟友体系，抵制保护主义，与其他国家一道应对气候变化、逃税和新技术监管等全球性挑战。
为了避免恶性政治和经济循环，改变美国的做法、奉行的政策以及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的方式可能必不可少。在大萧条期间罗斯福的当选、西方自我怀疑期间里根的当选、以及伊拉克战争后及金融危机期间奥巴马的当选后，世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种种变化程度都表明：美国选举对全球的体系有深远的影响。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人们正观察并模仿着美国政府。无论结果如何，至少到2020年，这种情况也是如此。
Translated by Shi Cong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