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奖励,不要专利

现代医学的成功部分是建立在新药之上的,制药公司投入几十亿美元来研发新药。这些公司可以通过专利来收回它们的开支,专利赋予它们一段时间的垄断权,从而使它们给药品开出远高出其生产成本的价格。我们不指望谁会不计回报地去进行创新。但是由专利体系所提供的激励是否恰当呢?所有的钱都使用和贡献在最紧要的疾病的治疗上了吗?可悲的是,答案是一个响亮的“不”。

专利体系最根本的问题很简单,那就是它是建立在限制知识的使用上的。因为增加一个人享受任何一部分知识的利益并不会带来额外的成本,所以限制知识是没有效率的。但是专利体系不但限制知识的使用,它还授予(暂时性的)垄断权从而使没有保险的人经常无力购买药品。在第三世界,对于那些无力购买新的名牌药物但是可能有钱购买非专利药物的人来说这是事关生死的问题。比如说,用于第一线爱滋病防御的非专利药物单单从2000年以来就把治疗的费用降低了大约99%,从1万美元降到了130美元。

但是,尽管支出了高昂的价格,发展中国家所得到的回报却非常小。制药公司把远高于它们花在研究上的钱花在了广告和产品推销上,它们花在研究迎合消费者生活方式上的药物(比如治疗阳萎和脱发的药物)钱要远高于花在研究挽救生命的药物上的钱,而它们几乎没有花钱去研究治疗像疟疾这种折磨着数以千万计的穷人的药物。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的问题。公司会把它们的研究放在有钱的地方,而不会去管它对社会的相对价值。穷人买不起药,所以对他们的疾病的研究就很少,不管其总体的成本是多少。

比如,一种仿造药,可以使其生产者获得本来只会由独霸市场的公司获得的部分收益。这样的药可以带来高额的利润,尽管其对社会的价值是非常有限的。同样地,制药公司极力赶在人类基因组工程前面提取出某些基因,以便为像与乳腺癌相关的基因注册专利。这些努力的价值是最小的,其所产生的知识只不过比本该有的稍早了一些而已。但是其对于社会的代价却是巨大的。专利拥有者Myriad为基因测试所开出的高昂价格,从3000到4000美元之间,可能意味着数以千计本该得到测试、处于危险时及时被发现并得到恰当治疗的妇女只能眼睁睁地死去。

我们可以为投资和激励研究找到一种替代方法,它至少在某些方面可以比专利要做得好得多,不管是引导创新还是确保知识的利益可以被尽可能多的人享受到。这就是一个用来奖励发现治疗方法和疫苗的人的医疗奖励基金。因为政府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支付了很大一部分药物研究的开支,它们可以通过处方利润来融资建立奖励基金,给予开发出影响数以亿计人的代价高昂的疾病的治疗或预防方法的人最高的奖励。

尤其当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疾病时,如果部分的奖金是来自外国援助预算的话会产生很大的作用,因为没有比打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非常盛行的使人虚弱的疾病更能提供他们生活的质量甚至是生产力的了。一个专门的科学小组可以通过评估受影响的人数以及对死亡率、发病率和生产力的影响来确定一组需要优先研究的疾病。一旦发现了治疗或预防方法,它就应该被授权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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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专利体系本身就是一种奖励体系,不过是很特殊的一个。那就是其奖励是一段时间的垄断权,从而给新知识所带来的利益赋予高价并且限制进入。与之相对比,我说设想的这种奖励体系将依靠竞争市场来压低价格,并且使知识的成果能被尽量多的人所获取。通过更有针对性的激励机制,即把钱更多地花在更重要的疾病的研究上,而不是花在浪费的和扭曲的市场营销上,我们可以用更低的代价来获取更佳的健康。

这并不是说奖励基金就会取代专利。这只是激励和支持研究的种种手段的一部分。奖励基金将更多地应用在其需求被广泛所知,即影响穷人的许多疾病,同时可以提前设定清晰目标的领域。对于解决此前未被广泛所知的问题或满足其需求的创新,则依然还是应用专利体系。

市场经济和利润驱动在许多地方带来了相当高的生活水准。但是医疗市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市场。大多数人并不支付他们所消费的东西;他们以来别人来判断消费什么,而其价格并不像是影响常规商品那样影响他们的判断。因而,在医疗领域,专利体系因为其种种的扭曲而在如此多的地方造成了失败,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医学奖励基金并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是它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可以把我们稀缺的研究资源重新定位在更有效的使用上,并且确保研究的成果能够使许多目前被拒之门外的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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