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campaigned on a promise to take a confrontational approach to China, with tariffs as his weapon of choice. But unless his administration adopts a measured approach, his plans may end up harming American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undermining US democracy, or even leading to military confrontation.
普林斯顿——肺炎曾被称为“老年人的朋友”,因为这种病经常会快速而没有痛苦地结束老年人的生命,死于肺炎的老人各项机能均已衰退,如果不是死于肺炎仍然有着进一步恶化的可能。现在对波士顿地区福利院严重痴呆病人的研究显示,人们经常采用抗生素来赶走“朋友”。这样的做法凸显出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并非因为应该医治,而只是因为能够医治就机械地采取疾病治疗措施?
由Erika D’Agata和Susan Mitchell主持的这项研究不久前在《内科医学文献》杂志上发表,结果表明在18个月的时间里,214位严重痴呆症患者中有三分之二接受了抗生素治疗。这些患者的平均年龄高达85岁。在进行计分标准由0到24的严重损害测试的时候,有四分之三的患者只得了零分。这意味着他们或者根本说不了话、或者只能进行最低限度的语言交流。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抗生素能否延长生命并不明确,但即使真能延长生命,人们也不禁要问: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有多少人希望在完全不能自理、吃饭要别人喂、路也不能走、而且意识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损坏,以至于既不能说话也认不出自己子女的情况下继续延长生命?在许多情况下,抗生素采取静脉内给药的方式,这可能会使病人感到痛苦。
患者的利益至高无上,但如果无法确定继续治疗符合患者的利益,也无法征求患者本人意见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其他因素,包括家属意见和社会成本。医疗保险制度2005年用于治疗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开支约为910亿美元,预计截止2010年这一数字会增加到1600亿美元。(对比2005年美国的对外援助总额仅为270亿美元。)
此外,D’Agata和Mitchell提出在老年痴呆症患者身上使用如此之多的抗生素还伴随着另外一种成本:那就是导致耐抗生素菌的问题日益恶化,进而威胁到其他患者的健康。
对加拿大温尼伯湖(Winnipeg )84岁高龄的Samuel Golubchuk来讲,肺炎也没能发挥老友的作用,Samuel由于脑部损伤造成肢体和精神能力障碍已经有几年时间了。Golubchuk的医生认为最好不要再延续他的生命,但是他的子女却认为撤去生命支持违反了他们的正统的犹太教信仰,于是他们拿到一纸法庭命令,迫使医生继续维持他们父亲的各项生命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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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过去三个月内,Golubchuk喉咙里插着一根塑料管帮他呼吸,而胃里则插着另外一根给他喂食。他不能说话,也不能下床。他究竟有多少意识谁也说不清。他的案件马上会开庭审理,但谁也不清楚究竟要花多长时间。
一般来讲,当患者无法就自身治疗问题做出决定的时候,就应该更多地尊重家属的意愿。但家属的意愿不应该凌驾于医生为患者最大利益服务的道德责任之上。
Golubchuk的子女称他们能与父亲进行交流。但恢复他们父亲的意识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也可能意味着让患者毫无意义地忍受痛苦,而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做法就是允许他平静地死去。
Golubchuk案件提出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像加拿大这样的公费医疗系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家属的愿望。当家庭成员要求医治,而根据医生的专业判断,这种治疗并不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时候,我们的回答应该是:根本不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