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挽救社会安全体系

发自剑桥——每个社会都面临着为退休长者提供养老支持的艰巨任务。从前这些老人会与成年子女一起生活，照看一下孩子或者做些家务。但那些日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一去不返了。如今老人及其成年子女都喜欢分开独立生活。

在理性的经济世界中，个人会在工作期间储蓄，积累足够的钱来购买年金以便在退休后继续维持较为舒适的生活水平。但大多数人并没有这样做，这不是因为他们目光短浅，而是来自于政府社会保障计划所产生的激励。

自奥托·冯·俾斯麦当政以后的欧洲政府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后的美国政府以来一直都奉行现收现付（pay-as-you-go）的退休金制度。而日本也在近期采用了这一体制。

但这种对工作人口征收适度税率的同时为退休人员提供舒适生活条件的做法要求纳税人数量要远大于养老金领取者。在这些计划实施的早期阶段也确实如此，但随着更多的劳动者能活到退休年龄以及退休后寿命的增加，退休人员相对纳税人的比例逐渐增大，使得保持福利水平变得更加困难。

比如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就从1940年美国社会保障计划启动时的63岁提高到了2017年的78岁。1960年时每一名退休人员对应5名劳动者；如今只有3名。展望未来，社会保障管理局的精算师预测在2030年每个退休人员对应的劳动者数量将减少到两名。这意味着实现现有福利结构所需的税率必须从目前的12％上升到2030年的18％，其他主要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如果在政治上无法通过提高税率来支持未来的退休人员享受当前的退休福利体系，那么只能选择两种做法来避免整个体系的崩溃。一种选择是减缓未来的福利增长以便在避免大幅加税的情况下为其提供资金。另一种是从纯粹的现收现付制转变为混合制，通过金融投资的回报来补充固有的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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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发生在美国的例子表明退休福利增长的放缓可能会以政治上可接受的方式实现。在1983年时个人有资格获得全额社会保障福利的年龄从65岁提高到了67岁。这种有效的福利减免在政治上是可行的，但必须是在这种改变已经推迟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方才启动且在此后几十年间逐渐引入的情况下。此外个人仍有资格在62岁时通过精算式社会保障金支付模式去获取退休福利。

自从这一变化颁布以来，65岁左右长者的预期寿命又提升了大约三岁，延续了该年龄段者每十年寿命增加一岁的模式。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现在主张将获取完全福利的年龄再提高三年到70岁，然后按照生活指数去调整未来合资格领取全部福利的年龄以保持受益人的预期寿命不变。

再考虑第二种选项：将现收现付制与金融投资相结合。私营企业运营的养老金体系通过投资于股票和债券投资组合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收益。典型的美国私人养老金有60％的资产放在股票里，其余40％放在高评级债券上，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提供了约5.5％的实际（排除通胀因素后）回报率。相比之下，在实际工资和纳税人数量双双增加的情况下现收现付制收取的税收所产生的实际回报率约为2％，且不投资于金融资产。

通过纯粹基于投资并能以低得多的税率产生相同预期收益水平的体制逐步取代当前现收现付体制是有可能的。不幸的是，这种收益贡献率所产生来的福利同时隐含着极大的风险，因为收益可能会大大低于预期水平。

我和其他研究共同进行的研究表明，将现有现收现付系统与基于投资的小组成部分相结合的混合体系可以实现更高的预期收益水平，而且拉低收益水平的风险也很小。

如果不大幅削减福利水平或引入更高税率，大多数发达国家目前的养老金制度结构将无以为继。而转向将现收现付制的稳定性与市场投资的高回报相结合的混合体系将使各国完全得以避免做出这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