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械、药品和金融市场

坎布里奇——抵押次贷危机再次证明了想让金融业俯首帖耳有多么困难，这个行业既是现代经济的生命线，也是现代经济最大的威胁。尽管这对新兴市场来讲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因为新兴国家已经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经历过多次金融危机的洗礼，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金融稳定却麻痹了发达国家，使它们陷入到自鸣得意的境地。

半个世纪以来的金融稳定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交换法则：那就是金融机构以接受调控为代价来换取自由经营的权利。政府对商业银行实行审慎监管，条件是以公共财政来为存款提供保险，并且由政府承担终极贷款人的职责。权益市场也必须遵守信息披露和透明法则。

但20世纪80年代解除金融监管将我们引入了未知的领域。解除金融监管催生了金融创新产品，而这些产品能使人们获得贷款更加容易、同时增强了证券投资组合的多样性、并把风险分配给最有能力承担风险的群体。自由化论者指出，监管和调控将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因为政府根本不可能跟上快速的变化步伐。

今天的危机带来了多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意识到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市场参与者也对新出现的金融工具毫无头绪，而金融行业需要一次彻底的检查现在恐怕再也没有人怀疑。

但我们究竟需要做些什么？关注此类问题的经济学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是自由论者。在他们看来，存在于两个达成协议的成年人之间的任何障碍都是一种犯罪。如果你出售纸张而我愿意购买，那么我有责任理解自己的购买行为，理解任何可能出现的不利后果。如果我的购买行为对自己造成了伤害，那么我无权责怪任何人，只能责怪自己。我也不能请求政府给予紧急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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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由论者认识到这种说法有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金融崩溃能够引发经济学家所谓的“系统性风险”——而当系统性风险真正来临时，每个人都会付出代价。正如贝尔斯登救赎事件所显示的那样，政府为了防止可能在别处导致更差后果的恐慌情况出现，有可能需要为私有机构提供紧急援助。于是，很多金融机构，特别是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其运营行为背后都有隐含的政府担保提供支持。这也为政府调控借贷和投资行为提供了正当的依据。

出于上述原因，处于第二和第三集团的经济学家——我们姑且把他们称为金融热心论者和金融怀疑论者——都更倾向于支持干涉主义。但他们所能容忍的干涉限度差别很大，而这种差别反应了他们对常见的监管和审慎调控措施作用失常到何种程度有着不同的认识。

金融热心论者倾向于把每次危机当作一次学习的机遇。尽管审慎调控与监管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完美，但把这种监管扩大到对冲基金和其他不受监管的机构仍然能够减缓下降的趋势。如果局势对调控者而言变得过于复杂，那么调控者也总可以把任务交给私有机构，依靠评级机构和金融公司自身的风险模型来解决问题。金融创新产品所带来的利益太过庞大，任何笨手笨脚的干涉行为都有可能伤害到这庞大的利益。

而金融怀疑论者则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们并不那么相信近期的金融创新已经带来了巨大的收益（金融行业本身是个例外），而且他们怀疑审慎监管能否发挥足够的效力。真正的审慎需要调控者熟练使用范围很广的政策工具，其中包括定量限制、交易税费、证券化限制、各项禁令或者对金融交易的其他直接限制——而所有这些政策工具都令绝大多数金融市场参与者反感不已。

为了找到建立在更广泛基础上的金融监管措施的理论基础，人们需要参考其他三个被监管行业的实际状况：它们是药品、烟草和枪支。在每个行业里，我们都试图权衡个人收益和个人行事自由与给社会和他们自己所带来风险之间的轻重关系。

对策之一是直接针对导致问题的行为并寄希望于自我管理。从本质上讲，这是金融热心论者所宣扬的模式：即确定行为限制因素，在不突破这些限制因素的情况下让金融中介机构自由地从事经营活动。

但我们的调控在以上三个行业所起的作用都远不止于此。我们限制购买多数药品，对烟草行业实施沉重的赋税和市场限制，并严格控制枪支的流动和所有权。有一个简单的审慎原则在这里发挥了作用：那就是因为我们调控和监管的行为能力不可能完美，所以需要更大范围的干涉行为来达到目的。

从实际效果上看，金融热心论者就像美国的持枪拥护者那样，鼓吹“杀人的不是枪，而是人。”这种说法的含义非常明显：那就是只惩罚那些用枪犯罪的人，而不要通过限制枪支购买而使其他人也受到限制。可是，因为我们无法确定惩罚的威胁能够遏制所有犯罪，也无法确定所有的罪犯都会被捕，因此我们引导枪支所有者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十分有限。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多数发达国家对枪支所有权实行直接的控制。与此相似，金融怀疑论者相信我们防止在金融市场中过度冒险的能力也同样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