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国说“不”

不久以前，一位美国的政治分析家将法国在2005年的全民公决对欧盟宪法公约说“不”以后在欧洲丧失影响力的情况与其在1940年的投降相提并论。这一类比颇具争议，但它是否贴切呢？1940年的崩溃揭示了法国民主的脆弱和其对自己国家面对外来挑战的信心的丧失。而否决欧盟宪法至少反映了法国对全球化的恐惧。

更好的类比是在1954年对建立欧洲防御共同体(EDC)的否决。法国在两个案例中都犯了历史性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法国都是两个公约的发起国，并成功地使其欧洲伙伴接受了它们，但在最后又用否决票令自己功亏一篑。

为什么，在1954年和2005年，法国—一次是国民会议，一次是选民—否决了法国自己构想的提案呢？两个项目都试图建立一个真正超国家的欧洲。EDC本可以建立一支甚至包括德国部队在内的欧洲军队。提议中的防御公约本来还要通过一个欧洲政治共同体计划来加强。该共同体的主要特点将会通过一个由各国议会组成的宪法委员会来明确。实际上这一委员会本来会是2003-2004年“欧洲未来大会”的前身。该大会在法国前总统Valéry Giscard d’Estaing的主持下起草了宪法公约。

1950年代，法国劝说其五个伙伴接受的政治共同体本来应该吸纳欧洲煤钢共同体和EDC。它本应同时具备外交和军事权力，以及一个与今天的欧洲议会相似的立法会议—正如2005年欧盟宪法计划本应该扩展欧洲议会的权力，并设立欧洲外交部长那样。

但现在，正如当初一样，恐惧和怀疑占了上风。反对EDC的政党和其他团体担心德国的再军事化和法国的主权受到威胁。当今，在法国反对欧盟宪法的人成功地将“欧洲”打上了威胁的烙印。他们极力渲染法国被“波兰管子工”入侵，质疑欧洲的两项主要成就：单一市场的引入（它毋庸置疑地促进了法国的经济发展）和欧盟扩大（扩盟对新成员国的民主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但法国全民公决的失败比否决EDC的后果更为严重。回到1950年代，六个发起国的外交部长很快便转向他们的比利时同僚Paul-Henri Spaak寻求新的提案。在六国之间，特别是法德之间的激烈讨论之后，起草了《罗马公约》，并在EDC彻底失败的两年之内签署了该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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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在法国和荷兰投否决票之后的两年，尽管推动否决的那些法国政客们一再要求，也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后备计划出台。就算还没有批准该公约的成员国本可以完成批准程序，但由于欧洲的法德火车头停车，批准程序也会陷入停滞。

现今法国在欧洲影响力的丧失已成定论。因为这种影响力概念的预设前提是欧盟各成员国压倒一切的要务是争取自身的国家利益。如果欧洲只是让各国争强斗狠，那么它就会产生持续不断的冲突。而现实是虽然要通过彼此妥协来逐步实现，但欧洲还在往前走。

真正的问题更多在于法国的公信力和它继续作为欧洲驱动力的能力。一位记者最近表达观点认为法国在欧洲的特殊作用是源于其“中心性”，即法国人同等地对世界开放而又执著于本国。他们成功地参与了市场经济，同时又试图保持一种平等主义的社会模式。

否决票玷污了法国的平衡形象。的确，法国人自己也最先开始哀悼这种凄凉处境，他们发明了一个新概念--“la déclinologie”—来描述这种自信心的丧失。

另外，这张否决票还给予了其它国家的欧洲怀疑主义新的合法性。确切地说，欧洲民粹主义抬头并不是法国引起的；民族主义在欧洲历史中有深刻的根源，其产生也有多种原因。但法国全民公决的结果加重了欧洲其它国家政府的担忧。它们担心提出的任何旨在重新恢复欧盟宪法的新议案都会再次在国内及欧洲范围内的反对势力面前遭遇惨败。

但是削弱欧洲对现实政治目标的渴望并不是当今危机的化解之道。欧洲人需要承认团结才有力量。没有一个推进共同身份的统一宪法框架，欧洲的一体化就得不到保证。只有我们以欧洲主权的方式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为国家主权而烦恼，目前的危机才能被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