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正午

柏林—民主国家往往在安全挑战中挣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W.H.奥登（W.H. Auden）将1930年代称为“低不诚实的十年”（low dishonest decade），这一描述似乎适用于我们的这个十年。 

现在，和那时一样，政治姿态比说服更容易。然而，说服力是建立联盟、激发支持和维护国际稳定的必要条件。乌克兰精疲力竭，不堪重负，俄罗斯对波罗的海和更广泛的欧洲构成安全威胁，外交和战略协调比冷战结束后更加必要。然而，面临如此危险的局面，西方领导人看起来仍然软弱又分裂。相比之下，1930年代的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Édouard Daladier）和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倒显得更加干练一些。

在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就为什么不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做出的解释逻辑混乱，语无伦次，遭到了来自自己的联盟伙伴的猛烈攻击  。在战争开始时，他令人难忘地谈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即Zeitenwende。但他基本是老方一贴。有时，唯一能为他辩护的政治家是亲俄右翼领导人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